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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高房价让年轻人能否有张床成问题

编者按

坚守还是逃离?正成为越来越多在“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一道选择题。

当专家们还在从数据里论证“逃离北上广”是不是个伪命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涨对他们发展空间的挤压。为此,我们试图以北京为样本来探讨这一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房租价格已连涨42个月,北京市房租价格更是自2009年3月以来连续52个月上涨。9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3%,其中房租同比上涨4.5%。

飞速上涨的房价,对许多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买不买得起房,而是能不能有一张床的问题。居住成本的持续上涨引发了生活成本全方位的上涨,让“坚守”更加艰难,也让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越发遥远。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在“北上广”的地下室里苦守打拼,还是在家乡的办公室里安稳地喝茶,两种选择,无所谓高低。然而“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如何对待奋斗中的年轻人,其意义却不寻常。

最近,北京市启动了7万套自住商品房供应规划,尽管其对房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中却可以见到,一座城市在与高房价博弈时屡败屡战的坚持。

虽然从数据上分析,由于地区差异,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但这些城市仍不可掉以轻心。毫无疑问,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奋斗中的年轻人的一张床,那么从长远看,这座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势必衰减,它的繁荣也难以走得更远!

(一)魏雪明:“逆袭”后,更明白奋斗含义

“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一个钟楼。它们镇守在积聚了拥挤人群和复杂情绪的广场,迎来送往。

比如北京站。一对钟楼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耸立在那儿,一到整点,必会传来一段悠扬的《东方红》音乐和点点钟声。每天,有20万人听着这钟声,或迈入繁华的城市,或转身离开、踏上通往全新目的地的列车。

5年前,K602次列车载着22岁的魏雪明从山西来到北京。刚刚大学毕业的魏雪明在火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后站在了北京站广场,除了手里攥着的硬座车票,他几乎一无所有。魏雪明对那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记忆犹新,“当你站在皇城脚下,来北京之前那种虚无缥缈的自信心好像一瞬间崩塌了”。

5年之后,魏雪明写出了自己的逆袭故事:有了小公司,出版了漫画书,购了房、买了车。但只有魏雪明自己最清楚,那些个睡地下室、乘末班车的经历有多痛苦。如果不是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逐渐攀升的物价早就会逼他逃离北京。

刚来北京时,魏雪明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广告设计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可年轻气盛的他很快就厌倦了,居然辞掉了工作。

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无业无收入的日子总是能让人感到现实的窘迫。2009年新年,魏雪明回到了湖北老家,试图找一份工作糊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同样的设计工作,在北京工资能有4000元,但武汉只有1200元,还得试用6个月,试用期工资800元。

魏雪明有些不甘心,“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带上简历和公文包,每天坐公交跑啊跑。”结果一无所获。于是,魏雪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2009年6月15日,北京西站,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下车,就决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于是像广告片中意气风发的精英人士,举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租金是每月500元。第一个月还“住不起”地下室,魏雪明只得先租了一个月租金300元的床位。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了8个人,中间有张小桌子,上面放些锅碗瓢盆。“挤得有些走不动”。

房东有点“抠门儿”,六月酷暑,会把空调的遥控器藏起来,他们费力翻出后就开着空调睡着了,夜里又忽然被热醒,原来房东把空调的电源拔掉了。

室友跟魏雪明一样年轻。年纪最大的不到30岁,是一名厨师,发了工资就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魏雪明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回来后,发现厨师做了饭,一桌子人都在等他。他已经不记得厨师做了哪些菜,印象中是些家常便饭,“都是素菜”,8个人坐在下铺,围着那张小桌子,吃了起来。

每天最晚下班的他,回到房间时经常已是深夜。这样的工作魏雪明并不喜欢,但即便是这样不如意的工作,在找工作之初也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能想象一个人长期没有工作的感觉吗?就像跟社会脱节了一样。”魏雪明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投了上百份简历,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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