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中总有许多东西要逝去的，譬如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虽说记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可一琢磨，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母亲总是把米缸摆在自己的床边,每晚临睡前还要打开看看。现在想来,一是防鼠(那个年代老鼠饿得经常在夜里啃人的鼻子);二是防贼,她把全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看得跟命一样贵重。粮本上虽说大人每月供应大米25.5斤,可从粮站驮回的总有一半是霉得发黄的山芋干,后来,竟然连山芋干也没有了,粮站的大门上常常糊着一纸无可奈何的通知。街上是呆不下去了，母亲就把我们往乡下奶奶家赶。乡下其时也在闹春荒，大食堂里揭不开锅盖，田畈里干活的人歪歪倒倒，有气无力，干着干着身子一倒就爬不起来。没办法，满脸菜色的人就在夜幕的掩盖下将地里正在灌浆的麦子偷偷割回，去除谷壳，放到锅里用水煮。那边锅里才冒热气，这边抱盆拎钵的人就急得头上冒烟。我就是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有幸尝到了飘散着一股浓浓的麦子青香，嚼起来叽咕叽咕叫人终身忘不掉的麦粥。这种嚼不烂的麦粥吃进肚子里很不舒服，老是呼噜呼噜作响。几天之后，家家茅厕里便漂满了一层厚厚的麦粒。有麦粥吃的日子毕竟不多，饿得像狼一样的人们，在吃完了野菜，吃完了榆钱，吃完了葛根，吃完了柴栗，便开始吃糠（那种不含米粒的稻壳），直吃得一个个解大便时呼爷喊娘。我的大祖父是个读过经史子集满腹经纶的人，尤其精通《易经》，善相面占卜。可是满腹的经纶填不了饥饿的肚皮，他最后还是被活活地饿死。他死得虽很凄凉。在离别人世前的几天里，他唱梅兰芳，唱谭鑫培，旦角唱了唱生角，生角唱了唱旦角，然后慢慢地阖上双眼。佬叔本国，长的虎头虎脑，十分调皮却又讨人喜欢，每次到乡下他都带我钻进青纱帐里“打游击”，我却亲眼目睹了他在小祖母怀里饿得渐渐咽气的全过程。

回顾伤心的岁月，更让我想起母亲，母亲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吃上一顿饱饭，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一门新技术。这种将米炒熟然后煮饭的新技术我想绝不是母亲的专利。松软，可口，分量又多的米饭让我们吃得十分的开心，可是不到一个时辰肚里便荡然无存。人，有时在欺骗别人，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欺骗自己。后来的日子里，镇上将一家饭店改成食堂。开饭的时候，母亲常常从食堂里端回一脸盆稀水，上面漂着几片白萝卜，水喝干了有时才见到几粒米粒,就这几粒米粒,母亲还要划到我们的碗里。

那时,维系百姓生命的街道食堂几乎每天都有风趣的故事。“二混四”,说的是我们小学一位饥饿难忍的青年教师用二两饭票充四两的事;食堂里的老会计值夜班时偷吃了三个糠粑,在批斗会上,那位老夫子一边落泪,一边张着豁牙的嘴,慢条斯理地检讨:“三个粑的时期呐……”于是,就当成笑话在街头巷尾传开了。还有一则“鼠粥”的故事,说是有天傍晚,炊事员正在灶前黑灯瞎火地熬粥,粱上两只饿得眼睛发绿的老鼠,实在挡不住粥香的诱惑双双跳进锅中。那天晚上,全镇男女老少都吃到了食堂开办以来最香的一餐粥……

进入高中,文化正遭遇一场“革命”。文化不值钱,我们的裤带也跟着一勒再勒,学校食堂每天义无返顾的“一干两稀”。二两稀粥盛到瓷盆里,“一吹三条浪,一喝九道沟”,讨厌的是学校的厕所距离教室非常的远,下课铃一响男孩女孩一个个跑得像围猎的兔子。上第二节课时,肚子里“空城计”的锣鼓就开始敲得人七上八下,哪还有心思学习?同窗生活委员来自农村,与人打赌一次能吃三斤米饭,结果脖子哽得老长,剩下二两就是咽不下去,却留下美名“二斤八两”。有一回全校师生外出野营拉练,我被安排在校办工厂“5406菌肥厂”值班。晚上,看寝室的一位同学饿得受不了，将“学农基地”里尚未成熟的山芋弄了满满一脸盆，我们用砖头垒灶，找来树枝当柴火，柴很湿，烟很大，个个熏得泪流满面却又做得十分的认真。那夜，那盆香喷喷的山芋为我们增添了从未有过的饱嗝。

下放的日子其实也就“温馨”了几天，大队革委会生怕我们教育不好，总是创造困难让我们“表现”。其时适逢江堤兴修，就将插队小组全体知青派往三个生产队。江堤兴修是农活中最苦最累的活，可恶的是十天半月挑下来不见一点油腥，顿顿萝卜咸菜。一日，队长突然宣布：今天“打平火”，每人一斤肉！那个“肉”字，确实感动了农民兄弟和我，整个上午我们挑起担子跑起来比往日快了许多。好不容易挨到收工，灶边已挤满了人，锅盖一掀，那热气腾腾香气袭人的一锅肉，馋得直让人流口水。那天中午，每人一份饭一份肉，个个喜笑颜开，眉飞色舞。肉，是白登登的方块肉，咬一口，满嘴流油。我一手捧一只碗，坐到江岸上那棵柳树桩上，在凛冽的寒风中“三下五除二”地就解决了战斗。直到今天我还在想，那碗大肥肉怎么就毫无顾忌地吃下去了呢？ （史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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