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物质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市面上出现的来自港澳的家电产品，尤其年轻人都以有一款收录机为时尚。就成都来说，收录机大多本能地取代了唱机。有一次我途经南大街，大老远就看见国营五交站前挤满了人，门前的海报写着本店从广州组织回一批收录机，凭排号单购买。中档的价170元。而130元工资那时大约是一位副厅级干部的月收入。像我那时刚参加工作，月工资也就十八块五，没有父母赞助，是根本不可能考虑买的。

几天后和五金店对着干的有劳动服务公司和瓷器砂锅店，它们都开始捣鼓起收录机。由于是集体性质，所以销售方式灵活一些，可以讨价还价。国营保修三月，我保修一年且免费翻录五盘原声港澳台最新流行歌曲。于是，封闭的成都人，对外面总算有了个大致了解，闲聊时，人们多是说哪款机型的多功能，功能越多，越洋气，心理优势越明显，那种好奇愉悦的心态是你从来没见过的。大街小巷的年轻人嘴里哼的大多是港台歌曲。周末，一家老小逛商店，年轻的走在最前面手提收录机像是开道，喇叭里传出的是“水仙花”、“邓丽君”或“凤菲菲”近似哭腔的港式情调歌曲。人民公园空地上、假山上、辛亥保路纪念塔下，青年男女陶醉地听着缠绵如丝的“爱忧忧”、“恨忧忧”、“永不分离”……更有蓄着小八字胡，留长发的时尚操哥要扭上几支“抽筋舞”。这还没完，小憩片刻，不论男女老少，都摆出各种造型，与收录机合影。足见当时收录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过不久，我从家出门一直往市内最热闹的青年路、春熙路走，大部分商店放的都是“二泉映月”电子琴演奏的“战争年代歌曲”了，收录机播放的港台“靡靡之音”又打入了冷宫。 （郭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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