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审美人生论

□    木 斋

　　内容摘要：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

关键词：苏轼、审美、仕宦

一、苏轼人格的本质精神与仕宦人生

    苏东坡人格的本质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单就笔者来说，就先后以“野性”和“仕隐情结”两种理论来探求之。“野性”的命题，重在与柳永的比较中，论述苏、柳永分别从两个方面，实现了士大夫人格的近代文化开端。[1]以后，笔者又以“仕隐情结”这一命题，探讨了苏轼内心深处的隐逸与仕进这一士大夫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生命题，从苏轼一生348首词作中有66首77次处使用具有归隐意思的“归”字，进行了量化分析，论证了苏轼的仕隐情结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内涵。[2]现在来看，无论是“野性”还是“仕隐情结”，其实，都还仅仅是苏轼人格的一个侧面而已，欲解读苏轼之人生本质，还需从华夏文化士大夫人格的演进上寻求，需从士大夫人生的终极问题进行拷问。美学家宗白华曾有六境界说：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艺术境界。则功利是人类的最为原始的阶段，而审美则是人类的终极境界。苏轼的人生，象着芸芸众生一样，有着“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也有“穷研物理”的学术境界和“返本归真，冥合天人”的宗教境界，但我认为苏轼更为本质的，是典型的艺术境界，可以用审美人生来概括之，是“以宇宙人生底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籍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底反映，而有艺术境界。”[3]相对于苏轼的宇宙人生来说，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苏辙说其乃兄在晚年流放海南时是：“日啖茶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4]可以作为笔者此观点的形象说法。也就是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这种情形，也如黄庭坚所说：“东坡先生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这种孤高，是俗人难以理解的：“其商略终古，盖流俗不得而言。”[5]

与柳永作为市井文化的代表相比较，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就苏轼早年所受到的教育和他自身的人生期望来说，苏轼的政治理想终生都并未得到实现。譬如其母以《后汉书·范滂传》作教材，对苏轼做儒家忠臣的启蒙：“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6]其父以对欧阳修谢表为试题的写作训练：“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7]都可以看到苏轼所受到的儒家仕进文化的良好教育。后来的苏轼，虽然使用了少年时代的习作，但是，却终生未能如老苏所期待的那样，出将拜相，如同欧阳公那样。苏轼自言其志时不多，不象是李白等唐人那样飞扬跋扈，自视甚高。宋人一般都较为收敛，比较内省，但苏轼之志仍可从后来的一些牢骚中看出，如：“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8]齐物志早年便有，奈何现实的情况却是地位卑微，谈何济时？因此，体现在苏轼人生的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是苏轼在政治的功业上似乎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就和地位，如同苏轼晚年的自嘲所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哀莫过于心死，晚年“身如已灰之木，心似不系之舟”的悲凉心境，与少年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形成鲜明的反差。

苏轼具有卓绝当世的文学才华，又兼具杰出的政治才干，为什么会仕途坎坷，在政治方面始终不能顺畅？这一点，苏轼早年的恩师张方平看得十分清晰：“早尝识其为人，起远方孤生，遭遇盛明之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9]此段资料为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张方平挺身而出写给皇帝的奏章。虽然有此特殊背景，但苏轼“性资疏率”的性格特点，还是非常准确的。但将仕途的坎坷完全归结于某种性格，似乎过于简单。因为，如果苏轼对于仕途视为自己人生最为重要的内容，在多次因“性资疏率”而惹麻烦之后，必定会缄口不言的，而苏轼恰恰相反，在每次祸从口出、灾自笔来之后，都信誓旦旦，发出从此封笔的许诺，但却从未兑现，譬如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在“出门旋觉风吹面”的出狱同时，马上就“试拈诗笔已如神”“此去声名不厌低”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当时轰动的情形如同曾巩所说：三苏父子“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音角），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10]苏轼在考试完毕，直接被“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直接做到相当于现在专署中的副手级别。（由此后再任杭州通判被认为是“巧抑其资”，而杭州又是大州）到了英宗的时候，由于苏轼当时的名气甚大，英宗在府邸时就仰慕苏轼的大名，因此，极希望援引李太白故事，将苏轼擢拔为翰林学士。而实际上苏轼担任翰林学士的位置，是此后二十余年苏轼经历黄州贬谪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只有短暂的几年时光。苏轼刚刚出山，就被张方平等元老视为“国士”，皇室后宫也都将苏轼作为宰相的材料加以培养，但终苏轼一生，最高的官职也未能如其弟苏辙那样官拜尚书右丞，与闻国事。绝大多数时间，苏轼的身份是两类，一类是作为中级官员的州守：从凤祥签判、杭州通判到密州、徐州太守，直到湖州太守发生乌台诗案，加上其中的守丧，前后历时约二十年，都在这个阶层徊翔，而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正是人生中最为辉煌的生命阶段；苏轼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罪臣，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相加的贬谪时间，竟然长过元祐八年的得意时光，而且，正是苏轼一生的中年、晚年的最为成熟的时期。元祐只有八年，其中再扣除苏轼不合时宜而自请外放，则苏轼之一生，在政治方面，确实是坎坷不遇的。

那么，是不是苏轼真的没有拜相的愿望？应该说，在儒家文化时代的士大夫，可能大抵都会有过这样的理想，尤其苏轼具有极大的文学声望。当时他的声望，不仅仅局限于宋朝版图，而且，远播域外：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11]

    另一个版本则是子由为辽使，寄诗云：“谁将家谱到燕都，底识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防他日卧江湖。”[12]因此，至少在苏轼的潜意识里，是有着某种政治幻想的。《冷斋夜话》记载，苏轼在任杭州通判任上的时候，曾“梦神宗召入禁，宫女环侍，一红衣女捧红靴一双，命轼名之，觉而记其中一联云：‘寒女之丝，珠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水绉，六铢徙徙（加线左）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13]梦是人类灵魂最为深处的奥秘，苏轼此梦，正是苏轼政治幻想潜意识的极好表现，他在梦中应召作诗，说明他内心深处时时在为突然出现的某些机遇作出准备。顺便说及，神宗皇帝对苏轼极为喜爱，评价极高，近臣曾以李白比方苏轼，神宗却认为“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多有“苏轼终是爱君”“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叹惜，以至皇帝的近侍及后宫都弄清了神宗的习惯，大凡心情愉悦的时候，多半是又读到了苏轼的近作。但最后，直至神宗死去，苏轼终未能摘掉罪犯的帽子，虽然有“量移汝州”的减刑举措。这对于苏轼而言，可能是终生的心痛与抱憾。

    如果说，苏轼在刚刚成名的仁宗、英宗时期，执政者视苏轼为宰相人材或者想用唐人故事直接入阁翰林还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元祐时期，苏轼的政治名声地位，仅次于司马光（后来的元祐党碑，苏轼也名列第二），按理来说，则进入三省内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同范祖禹在元祐五年给朝廷的奏章所说：“今尚书缺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但苏轼就是未能入阁，也如同范祖禹所感到困惑不解的：“今有一苏轼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为才也。”[14]是不是苏轼不具有政治家的才干？非也！苏轼其人，不仅仅是具有在儒家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远大政治理想，而且，他与李白式的虚幻政治理想具有本质的区别：李白空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却缺乏实干家的精干能力，李白的政治理想，落脚于功名富贵，苏轼的政治理想，却是在范仲淹等前辈共同建构的淑世精神土壤上形成。对于苏轼的政治才干，苏辙和李之仪等及史料都颇多记载，因此，是颇为可信的。曾作为苏轼在定州的签判幕府的李之仪曾回忆说：“邂逅子瞻过余，方从容笑语，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为办理，以竟曲直”，[15]见出苏轼严谨官员的一面，令人敬佩而惊讶；而苏辙为苏轼所作的《墓志铭》，则更是最为可信的、最为详尽的记载，兹整理出苏轼十二大政绩：

刚步入仕途在凤祥签判任上时，“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尽心其职的具体内容，包括“即修衙规”“自是，衙前之害减半”等）此其一；变法初期，苏轼谏买浙灯，表现了源自孟子的以民为本社稷为轻的儒家思想，纠正了皇室贱买浙灯的失误，体现了苏轼直言相谏的忠臣本色，此其二；王安石新党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但世人以苏轼看作李白式的书生，却是看走了眼，“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表现了干练的治理能力，此其三；通判杭州，面对变法浪潮，苏轼以反对者身份而从事中级官员之实际职责，能居中调度，从容应变，“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此其四；知密州时，灭蝗灾，捕盗贼。“卒凶暴恣行，……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于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显示了苏轼作为官吏的机敏、灵活和干练，此其五；徐州治水，时“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俨然大禹治水一般的楷模，显示了苏轼的儒家政治操守，此其六；元祐期间，司马光与章子厚两位执政“冰炭不相入”，苏轼说服子厚，“子厚以为然，君实（司马光）赖以少安”，显示了苏轼协调斡旋的政治才干，此其七；从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朝廷欲重用苏轼，欲迁起居舍人，苏轼“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表现了苏轼对于仕途的淡泊心态，此其八；此时的情况，诚如宰相蔡持正所说：“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二年，又迁中书舍人，这是苏轼一生中罕有的仕途最为顺利的短暂时期，苏轼却为差役法、免役法之事与司马光争辩，导致“君实始怒，有逐公意”，表现了苏轼政策原则性高于朋党关系的原则，此其九；苏轼寻除翰林学士，复除侍读，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捕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显示了苏轼的政治灵活性和原则性，此其十；“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苏轼“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表现了苏轼的人道主义精神，此其十一；西湖葑田淤泥，废而不理，苏轼“周视良久”，提出“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的方案，达到“葑田除而行者便”一石二鸟的效果，更加以“募人种菱，取其利以备修湖”，以及“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16]则苏轼已经颇有现代的经营理念和才干，此其十二。

苏辙所举及苏辙未举之事例尚多，然欲证明苏轼之政治才干，此十二例足矣！

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承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17]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苏轼的“性资疏率”，理解苏轼似乎永远学不会世俗人情，永远是赤子之心。朱弁《曲洧旧闻》记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每当友人晁美叔以此规劝他，苏轼答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18]意即只要不被杀头，那就要直言忠谏到底了。蔑视富贵而又性不忍事，则自然与功名富贵无缘。“平生寓物不留物”，[19]这是苏轼对于身外之物的一个总体性的人生信条，“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物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对于身外之物的物质享乐，是可以寓意寄托而不能留意的，[20]何谓寓意，寓者，托也，寄托也，寄居也，“民生于地上，寓也，其与几何。”[21]寓意者，知足长乐，因为并不以物为终极之追求；留意者，则以物为人生之目的，则不仅纵有尤物也难以快乐，因为，物质的享乐是没有穷尽的，而且，往往就是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带来许多的烦恼，因为，对于留意于物的人来说，总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因此，对于富贵，苏轼一生都是淡然处之的。早年在凤翔签判任上时，就有一老僧密传给他炼金术，苏轼当时疑惑于为何太守陈公求而不得，老僧却愿意主动传授给苏轼，老僧答以“为之者，多因致祸，非公无可授者”，后来，“陈公知坡得之，恳求甚力”“陈得而为之，不久，果败官而归。”[22]炼金术是一种化学实验，本身无罪，要看谁人掌握，苏轼晚年日啖茶芋，生活困苦，却终生不用，而太守陈公弼学了就用，立竿见影，也就立竿见影地身败名裂了。王安石变法其间，曾有谢景温弹劾苏轼舟行贩卖私盐，“穷治无所得”，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苏轼其人是不可能为此蝇头小利汲汲奔走。苏轼一生物质生活并不充裕，但苏轼颇不以为意，《鹤林玉露》记载：“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而《桃源手听》记载：“东坡为钱塘时，民有诉扇肆负债二万者。……公令以二十来以判。事笔随意作行书及枯木竹石以付之。才出门，人竞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听起来更象是杜撰的故事，但以东坡之才气名望，当不难也。故东坡之物质生活用苏轼的话来说，是：“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就总体而言，苏轼的仕宦人生是失败的，元祐后期苏轼曾有短暂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名号，但只是虚衔，而且昙花一现。但有失方有得，苏轼失之功业，得之审美。相对于仕宦而言，苏轼以文学始，而以文章终，如同《清波诗话》记载，晚年流贬岭南时押送苏轼的使臣所说：“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

二、苏轼的审美人生

（一）、仕宦人生审美化

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因此，诗歌与诗人的审美人生态度，对于苏轼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诗歌给予了苏轼一世的英名，但也为苏轼带来无穷的烦恼和祸端。就苏轼而言，以他的独特魅力，尽量将仕宦生涯艺术化了，但在许多方面，又妨碍了他的仕途。譬如他以诗心而混迹官场，子由“尝戒子瞻择交”，子瞻的回答却是：“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23]这方面，苏轼之一生，也吃亏不少，如早年好友章子厚，竟然成为他晚年流放生涯的作俑者。

苏轼子瞻诗名冠冕天下，而宋代又是一个极为重视文化的时代，故多少士人翘首热望能一经苏轼品题便身价十倍，如同秦观所说，“我独不愿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24]若苏轼多作些顺水人情，则苏轼之功名富贵，自然不愁，但苏轼往往以谈谑游戏的心态待之。这种谈谑游戏的态度，正是混杂着审美人生态度的结果。《渑水燕谈》记载：

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其真迹者，重于珠玉。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人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谪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者，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琴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邪？’对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谈善谑，皆此类也。”[25]

    这类戏谑机智的对话，在各种诗话中不胜枚举，兹举两例。《王直方诗话》记载，郭祥正其诗“大为王荆公所赏”，一次，郭祥正经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东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诗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诵，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也。’东坡又云：‘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韵，底是诗。’”[26]；又，苏轼曾与人说：“世间事勿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王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坡云：‘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27]此类随口而发的品评，体现着东坡式的机智和幽默，可以说是一种口头的艺术创造，即便是千载之后的读者，也会忍俊不禁，也使苏轼自身的生命闪耀着睿智的光辉――与柳永闪耀着人体本性性爱的光辉决然不同，这是一种高度文化涵养培育的产物，是丰富学识与人格结晶所发出的幽默，同时，也就构成了东坡审美人生的重要内涵。但对于这种艺术的创造对象来说，却是不够愉悦的，郭祥正、王祈之属，当时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苏轼早年的密友、后来的政敌章子厚，之所以成为苏轼晚年不幸生涯的操纵者，其中与苏轼写给他的一首诗是否有关系，不得而知。《道山清话》记载：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谓其讥己也，颇不乐。[28]

    其实，苏轼此两句诗未必就是讥刺章子厚的不幸身世，但是，诗歌的特性就是这样，形象所涵纳的思想会是无穷无尽的，若是作为精明的世俗政客，会懂得“当着脞子不说矮话”的道理，会注意避嫌，但那就不是诗人苏轼了。

不仅仅是评论诗歌，即便是饮酒作客、樽前月下的消遣，只要东坡张口，就有这样的创造，也就会同样有被品评者的尴尬和赧然。《墨客挥犀》记载：

    东坡居士尝饮一豪士家。出侍姬十余人，皆有姿伎。其间有善舞者，名媚儿，容质虽丽，而躯干甚伟，豪士特所宠爱，命乞诗于公，公戏为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婉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29]

    试与柳永为歌妓作词，张先为晏殊家妓作词，白石为范成大作词比较，可知苏轼之不同。   前三者均以对方为主而己为客，苏轼则相反，自己为主而对方为客，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苏轼对于官场生活是厌倦的，在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不堪夜夜笙歌的应酬，苏轼将杭州通判之任称为“酒肉地狱”，平日繁琐的案牍劳形，对于野性自由的诗人来说，其厌倦之情可以想见。但苏轼也颇多创造，将文学的审美，带入枯燥的官场案牍：

    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30]

    这种艺术化判词，将诗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加以结合，恐怕只有在华夏文化的这种士大夫文化背景下才能出现，也只有苏轼能将这两种矛盾的事情结合得如此自然而巧妙。这也是苏轼审美人生的内涵之一。《清波杂志》记载：苏轼“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销，惟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公事湖中了”，秦观的这两句诗倒也颇能刻划苏轼诗酒湖中仕宦的形象。这是苏轼才华所至，效率极高所至，但其结果却是，不仅苏轼将自己的本质视为诗人而非官员，朝廷也同样这样认为。譬如在元祐时期讨论苏轼是否可以拜相的时候，有人就以王安石为例，指出这种大文豪执政所给朝廷带来的危害，虽然，苏轼的务实政治与王安石的锐进变革不尽相同。

（二）、以读书与创作为人间至乐

秦观有诗说：“人生异趣各有求”，对于苏轼来说，他的异趣不是富贵，不是功名，而是读书和创作，在文学艺术的瀚海中遨游，是苏轼平生之快事。李之仪所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研，是人间之至乐”，[31]苏轼自己所说的：“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32]正可作为苏轼审美人生的极好概括。

首先是读书，对此，很多诗话有所记载。可以说，读书是苏轼终生不变的生活习惯，是苏轼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33]有时，在贬谪的蛮荒之地，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便会将有限的一本书反复阅读。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34]这看似是一种法则式的读书方法，其实，这种法则多半是精神食量短缺特殊情况所逼出来的。苏轼晚年贬谪海外，无书可读，偶得柳子厚文，于是，横看侧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个字都要反复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饥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尽的。在黄州时，生活极端艰苦，苏轼仍然每夜读书，“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惜，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音吼）！”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35]令人失笑，也可知苏轼读书之痴迷。

在《读孟郊诗二首》中，我们能感受到苏轼的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时而象是饥饿者的大快朵颐，时而又象是美食家的细细品味：“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越（左加虫），竟日持空螯”，饥渴之态、贪婪之态、寻觅之态，跃然纸上。如果有美感的时候，苏轼会感到极大的愉悦：“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同上）读到佳处、美处，那种审美的愉悦，是无法言传的，这种感觉西方的诗人曾经说：“如果有一部书能使我读过之后浑身发冷，而且没有任何火把能把我暖和过来时，我知道那一定是诗”，[36]苏轼的感受却是美感如佳肴美酿，或是麻姑搔痒：“试倩麻姑痒处搔”。读书之于仕宦，就象是天涯倦客，忽然看到清清的溪水一样，虽然不能从此彻底摆脱仕宦的尘埃，但到底可以使心灵得到得到短暂的休憩：“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37]

    对于多才多艺的苏轼来说，审美的愉悦，其范畴相当的广泛，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凤翔时期，他就有《凤翔八观》，其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说，仕途为苏轼的审美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曾论说书法之乐：“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如欲美酒消百忧”，“兴来一挥白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呀！所以，苏轼人生的闪耀，便是在那“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38]的愉悦，是如同他自己所体会：“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的体验。[39]

（三）、以社会生活与大自然为审美客体

当然，苏轼的审美人生，并不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隔绝，恰恰相反，苏轼非常喜爱访客聊天，在聊天会客中获得乐趣并得到灵感和创造。有资料记载：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40]

苏轼的审美人生，当然也包涵着对于大自然的审美，在仕宦倦游之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愉悦，是苏轼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于“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41]的朝霞夕日，呼吸饮酌着湖光山绿：“呼吸湖光饮山绿”，[42]他怜爱着一切美好的生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43]有时，他对于仕宦生涯极端的悲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44]大自然与他的诗文写作，就成为唯一不弃的伴侣：“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45]    天人合一，与自然溶为一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传统，不独苏轼而然，但苏轼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个体生命之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之于自然世界之融合，更达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极爱东坡词“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见一片青青碧绿，便欲醉卧其间。词作之感人，先在词人之投入，非止形体，乃词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怀抱，那“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惺惺相惜，那种陶醉美景的珍爱，那种“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的归依，都令我心醉。而词序所记录的此词的创作过程，更是东坡以诗词写作为审美人生的极好例证：“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书此语桥柱上”，将词作发表在大自然，则无异于一种泛神情感，将大自然视为可以阅读，可以欣赏，可以交流情感的读者。余少年时代，在沙漠中见西辽河水，视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归，因将小词以树枝书写在沙滩，故深解东坡之审美情结；又如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则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风景一个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体之关照，是社会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是幻觉之自然，想象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闲人，只是相对仕宦人生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因为苏轼不但沉浸于美，而且创造了这一千古名篇。故“闲人”两字，为关键词，可以视为苏轼审美人生的别样说法。

三、审美人生之于艺术创作的影响

相对于柳永式的为歌妓写作，姜夔式的为生计写作，苏轼的审美人生的生命观念，更多的是为兴趣写作，为审美写作。这一点，对于苏轼的诗文艺术创作，有着内在的深刻影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轼的艺术创作的种种特质。譬如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是“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 [46]的创造性的快感，与黄庭坚的法则式的写作，苏轼的创作更为重视的是灵感，是“奋袂如风，须臾而成”的灵光一刹，是“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难摹”。[47]所以，苏轼在绘画方面被评价为：“先生戏笔所作枯木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48]“自我作古”，是颇具代表性、象征性的，这正是东坡本质。东坡画竹，不按常规作画，而是如竹之初生，平地拔起，正是“自我作古”的说明；论述书法则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49]“意造”两字极好，也可以视为苏轼艺术创造之概括；诗歌写作也是如此，苏轼曾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50]颇有意味。所谓“诗欲其好”，指的是众人之好，法则之好，“则不能好矣”，则是自我之好，审美之好。苏轼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以文为诗”等等现象，在苏轼审美人生的背景下，都能得到更为圆满的诠释。以审美人生的人生观念写作，则诗文就更为与诗人自身之生活及诗人之所历的社会生活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脱口而出的诗歌写作方式，就成为苏轼的必然。才学和典故的大量运用，也不是苏轼按照什么法则和风尚所作，而是由于苏轼审美人生的大量阅读所获得丰富的学养所至，这些学养，溶入苏轼的生命本体，成为苏轼性格、思想、人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也是脱口而出的，是自然的，而非刻意经营的，寻章摘句的；特别是苏轼有大量的带有游戏色彩的诗作，被批评为“以文字为诗”者，更是由于苏轼的谈笑戏谑，出口成诗，是苏轼审美人生的重要组成。这些游戏玩笑之诗，不仅仅是苏轼口头写作的极好演练，而且闪耀着苏轼睿智机敏的人格光辉，是苏轼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殊创造形式。

因此，以审美人生来审视苏轼，则苏轼诗文艺术的种种怪怪奇奇的现象，都可以大致寻觅到源头。东坡作词，之所以能不理会所谓词体的当行本色，出新意诗人雅词于词体别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于豪放风格之外，都与苏轼的这种审美人生观念有着渊源关系。“以诗为词”的文学破体创作，无视每种文学体裁的当行本色的规矩，是因为苏轼原本就没将这些法则规矩看得很重，诗文也好，绘画也好，都不过是使我在创造中愉悦的载体而已，“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达心适意，正是审美与法则之间的极好说明。当然，苏轼的达心适意，是在对于文学艺术基本法则的深谙娴熟之后的自由，是总体法则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创新。

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相互矛盾、相互妨碍的，就宋代的相对完美的士大夫社会而言，仕宦人生需要着诗文的名声，也就是说，诗歌写得好才可以更好地作官，否则，终是一介武夫，进不了士大夫文化的圈子；但是，另外一方面，诗文欲写作得好，又需要苦难的砥砺。“诗穷而后工”，是宋人自欧阳修以来反复探讨的命题，苏轼则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不断加以验证，从而得出“非诗能穷人，诗穷而后工”的论题：“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疾”，[51]这是诗文审美之于功业的无助；“著书自要见穷愁”，[52]这是著书人生对于苦难命运的认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笞”，[53]这是诗文审美熏陶的道德观念之于现实功业的妨碍；“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54]，这更是诗文审美人生之于仕宦功业人生的宿命悲剧，虽然，在苏轼写作此诗的时刻，还仅仅是针对李杜命运而发；“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55]这是功业仕宦不得意之于审美人生的得益，虽然此诗是苏轼安慰友人晁美叔所作，但诗中的“病马已无千里志”“富贵功名老不思”，却是苏轼的自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