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洪瑀钦

这里说的“近代韩国”，是指从近世朝鲜朝终结的1910年到目前差不多100年间的韩国。韩国历史当中，近代实是连续处于艰难逆境的时代。1910年到1945年的25年间，呻吟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抑压之下；1945年从日本统治下解放以后，因市场经济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对立，招来民族和国土分裂的悲剧；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两个政治集团各以美国、日本、中国、苏联等为后台，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战争，而且至今虎视眈眈，实为世界人民所注目。因此，南韩依靠西洋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文化而维持政权，渐次丧失固有的美风良俗，化为黄金万能主义的非道德的社会；北韩为了储备战争武器，尽力倾注，故使人民不免困穷饿死之痛苦。

那么，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的近代韩国文坛，接受苏轼文学的情况，可以分为学习和研究等两个方面考察。

一、近代韩国文坛学习苏轼文学的原因和实况

近100年以来，韩国的文坛，虽然处在风霜混浊的历史旋涡中，而汉文古典文学教育之命脉，仍然维持下来了。其中，学习苏轼文学的原因和实况大概是如下。

近代韩国文坛继续学习苏轼文学的原因有三：

第一，苏轼文学不但表面上对韩国文学有影响，而且它的艺术性已融化为韩国文化传统的血液。比如说，韩国传统民歌当中的《赤壁歌》和韩国两班阶级（文武两支配阶级层）民俗之中“赤壁船游”等的渊源，都是从苏轼《赤壁赋》下来的，而它已成为普遍的韩国传统文化的属性。所以，要了解《赤壁歌》和“赤壁船游”的韩国人，不学习苏轼的《赤壁赋》不行。

第二，购买有关苏轼的传统汉文古典课本很容易。这些课本之中，最重要的文献，有宋代黄坚编的《古文真宝》和明代茅坤（鹿门）编的《唐宋八大家文抄》。这两种书，在韩国继续出版，故过去文翰家大部分有这种书。其中，《古文真宝》则所载作家多，而分量少，所以是更广泛的普及课本，目前也是如此。

第三，是中等学校和大学国文系课程的教科书里都有汉文课程。无论日本统治时代，还是解放以后至今为止，韩国中等学校和大学继续重视汉文教育，而在教科书里一定编入汉文课程。我们看那自古及今中等学校和大学的汉文课本，不管哪一种课本都载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所以，至少有中等学校以上学历的国民，都知道一些苏轼文学的和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对苏轼的生平和文学特别有兴趣的人，就开始深入研究苏轼。

在近代韩国文坛，学习苏轼文学的实况，大体上可分两个历史阶段。

一是从1910年到1945年的日本统治下35年间，这35年间是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交替时期，故在当时文坛，受到以汉文学教育为主的近世朝鲜文人和受到以西洋文化教育为主的新时代文人混在一起。因此，这个时候的文人当中，有的人在新式学校由新编的汉文课本而学习一些苏轼文学作品；有的人还在乡校、里塾、书堂等传统的汉文教育机关，依《古文真宝》、《唐宋八大家文抄》等传统课本学习苏轼文学。由此可见，在这第一个时期，学习苏轼文学的实况，比近世朝

鲜已有变化，但还是重视学习苏轼的时期。

二是从1946年到目前的55年间。经过所谓“6.25”韩国战争以后的韩国文坛，竭力排斥从中国来的传统文化，而倾倒于西欧科学文明，故由传统方式的教育机关而学习苏轼文学的文人也越来越减少。只是在中等学校汉文课本里学习苏轼的《赤壁赋》等极少数作品而已。

二、近代韩国文坛研究苏轼文学的概况

1945年以后到现在，韩国虽然处于艰难时期，而仍以教育为国家民族发展的基础，不但设立非常多的初、中等学校，而且在短时期内，设立很多国立和私立大学，开设了人文和理工方面的专业课程。其中，国立汉城大学，最初成立中国文学系，依新教育的体制和方法来教中国文学史和其他有关中国文学的科目。后来，成均馆大学、韩国外语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嶺南大学、檀国大学、建国大学、庆北大学、釜山大学、全南大学、忠国大学等全国大部分大学都办了中国文学系，一面教有关中国文学的科目，一面对中国文学作深入研究。

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文学的韩国学者当中，特别对苏轼文学研究，有一些成果的人如下：

大韩民国初期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

从1910年到1945年，在日本统治下的韩国，还不完全脱离以汉文为主的传统教育，还是从书堂、里塾、乡校等旧式教育机关受到汉文教育，通晓汉文的文人很多，而受到新式学校教育，以新学问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者非常少。这时，韩国学术界幸亏有下面两位中国语文学者，开拓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路线。

车相辕（1910——1990），中国文学者，钦慕陶渊明和苏轼，自号为渊坡，历任汉城大学教授，韩国中国学会长、大韩民国学术院委员。著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汉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7）、《中国文学史》（1954）、《唐代古文运动与批评》（1968）等学术研究专著。

车柱环（1920——），中国语文学者，韩、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历任汉城大学中国语文学科教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长、大韩民国学术院委员。著有《东坡词研究》（《震檀学报》35辑，1973）、《中国词文学论考》（汉城大学出版部，1982）、《高丽与中国词学的比较研究》（《词学》第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学术研究专著。

这两位学者对中国文学或者是对苏轼文学的研究成果，对韩国文坛中国文学研究之发展，实有草创之功，具有不朽的意义。

70年代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苏轼文学：

到了70年代，韩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之水平，已有相当提高，而且从日本和欧美各国接受比较文学的方法而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的互相影响。因此，从这个时候，对苏轼文学的研究也有这样的倾向。从下面几位学者对苏轼文学研究的题目，就可知道当时文坛的研究趋势：

成元庆：《关东别曲与赤壁赋的比较研究》（建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64）。

赵承观：《韩国文学上的苏东坡》（东国大学，国语国文学会论集，1964）。

洪瑀钦：《苏轼文学对韩国文学之影响》（嶺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2）。

从近代韩国文坛研究苏轼文学的过程来看，这三篇论文，实是含有相当的历史性的意义。

80年代以后专门研究苏轼文学的学者日益增加：

韩国教育历史上，80年代真是一个中国语文教育的复活期。回顾当时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及韩、中建交必需性等的原因，韩国政府为了培养同中国外交的人才，在全国大部分的国立、私立大学里面，成立中国语文学系和硕士、博士课程，积极奖励对中国语文学的研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学的韩国学者，虽然质量不够，而在数量上急增。研究苏轼文学的人亦乘这样的时代要求而越来越多。看一看下面的例子：

洪瑀钦：《苏东坡文学之研究》（台湾教育部博士学位论文，1978）、《韩愈文学与苏轼文学之异同性》（李贞浩博士停年退任纪念论文集，1972）、《苏东坡文学之豪放性小考》（国语教育论集，韩社大学，1979）、《苏轼文论简介》（《中国语文学》创刊号，嶺南中语文学会，1980）、《苏东坡文学的特色》（《中国语文学》第5辑，1982）、《苏东坡文学的背景》（嶺南大学出版部，1983）、《苏轼文学对李奎报之学之影响》（《古典文学》第7辑，台湾学生书局，1985）、《苏轼文学中所现之“法度”与“新意”》（《中国语文学》第12辑，嶺南中语中文学会，1986）、《苏东坡书论赏述》（《民族文化论丛》第9辑，嶺南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写本<东坡源流>简介》（《第三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义论文集》，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89）、《赤壁赋赏述》（《嶺南语文学》第16辑，1989）。

禹埈浩：《苏东坡散文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0）、《苏东坡辞赋研究》（韩国处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前后赤壁赋的绘画性》（《湖西文学》第14集，1988）。

陈玉卿：《苏东坡记文考》（汉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2）。

安永吉：《苏轼的艺术思想》（弘益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3）。

嶺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第10辑《苏轼特辑Ⅰ》（1985）、第11辑《苏轼特辑Ⅱ》（1986）。

曹圭白：《苏轼的和陶诗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5）。

陈英姬：翻译《苏东坡评传》（原著者，林语堂，知识产业社，1987）。

宋蘭教：《苏轼词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

柳锺穆：《苏轼词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

柳基荣：《苏轼对韩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及其高丽观之探讨》（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

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能使我们了解近年来韩国文坛对苏轼文学研究之进展。

结论

以上，我们一瞥历代韩国文坛接受中国北宋苏轼文学影响之概况。归纳其要旨而为结论如下：

（一）韩国文学史上，开始接受苏轼影响的时期，大概是文臣掌权的高丽前期文宗三十四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45岁）左右。接受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惊动宋文坛而传播于四海的苏轼声华；一是对前代传入而产生了颓废文风的骈丽文深感不满的高丽文人，热望出现新思潮的文风。举例来说，在这个时候，奉使入宋的高丽使臣金觐，羡慕苏轼兄弟的声华，不但把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富轼”和“富辙”，并且教他们学习古文，金富轼用很高水平的古文写下了著名的《三国史记》。

（二）到了武臣掌权下的高丽中期文坛，以李奎报为主的新进士类，积极排斥浮虚纤靡的骈丽风的科举文（时文，或称场屋文），而热烈欢迎苏轼的豪放富赡的古文。所以，为了出仕，不得已学习科举文的年轻人之中，每年通过科举考试的30名，就立刻抛弃没有用的场屋文，而专心学习豪放不羁、富赡豪迈的苏轼诗文。故当时人都说：“年年三十东坡出”。由此而观之，在韩国文学史上，接受苏轼文学菁华滋液之时期，可以说是高丽中期。

（三）附属于元帝国之后的高丽后期文坛，已由元京开始输入《集注四书》、《性理大全》等朱熹理学资料的出版物很多，故对苏轼文学的兴趣慢慢减少。当时代表文人李齐贤也相当喜欢苏轼的生平和文学，而其喜欢的深度，则已比不上中期文人，在继承李齐贤学统的李穑和李穑的门人郑梦周、李崇仁、郑道传、权根、吉再等的文集里面，几乎看不见有关苏轼的痕迹。

（四）近世朝鲜是以朱熹理学为建国理念之专制君主王朝，故王室积极宣扬忠君爱国的节义精神，而竭力排斥忽视君主权威的异端思想和文学。其前期文坛花了不少国家经费来继续翻译杜甫诗，而贬低李白、苏轼等豪放不羁文学，就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可是，从其国初王位争夺战、词章派与道学派之斗争等，使无数的文人学者难免被害。因此，很多士类，不肯出仕，僭心于学问，或者以享受山水之乐而度日。这样的避世逸乐的文人最喜欢而且模仿的，就是苏轼《赤壁赋》里表现的羽化登仙的船游。模拟苏轼10篇散文而作《擬东坡十论》的成伣和在汉江蚕头赤壁之下享受船游之乐的李荇、朴訚等是其代表性的文人。

（五）近世朝鲜中期，出现李滉、曹植、李珥、奇大升等理学家，理学研究已到了登峰造极之阶段。可是，理学思想不能解决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等国难，故开始受到否定性的批评。这个时候文人当中，比较喜欢苏轼艺术世界的文人，是李滉和尹善道。李滉借苏轼诗韵而作了较多的诗；尹善道模仿苏轼赤壁船游之风流而经营芙蓉洞的生活。

（六）近世朝鲜后期，是反省理学的空理空论，而提倡实事求是的时期。当时最受到苏轼文学影响的文人，是酷好苏轼艺术世界的申纬和几位实学者。目前，使我们最注意的文献资料，是国内外各图书馆和笔者所藏的两种写本《东坡源流》。按这两种写本里面所写的抄写纪年、抄写的书体、收藏者的证言等，这两种书，可能是近世朝鲜后期某一个对苏轼有相当深入研究的文人为了教别人而编的课本。

（七）1910年以后到现在的教育界和文坛，虽然有限，却继续不断地接受苏轼文学的影响。在里塾、书院、乡校等传统教育机关用的《古文真宝》、《唐宋八大家文抄》和确立新教育制度以后，中等、高等教育界的汉文课本里面仍介绍苏轼《赤壁赋》、《三槐堂铭》等代表性的作品。

60年代、各大学成立中国文学系以后到现在，则是韩国文坛接受中国文学之复兴期。这十年，在国内外各大学，对苏轼文学作专门研究而得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越来越多。由此观之，韩国文坛超越时间空间，将永远接受苏轼文学之 “滋液”（李奎报语），以为他们精神上的营养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