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枣庄
二十年前，我先后校点了苏辙的《栾城集》（与马德富合作），撰写了《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一直留心搜集苏辙资料，在《栾城集》校点本的附录部份，收集有制词，谥议，年表、本传、诸家评咏、序跋、提要等有关苏辙的资料。当时我就寻找《苏辙行状》、《苏辙墓志铭》而不可得。苏辙身为副相，怎么会没有墓志传世呢？前不久从一篇报导得知，苏辙墓志已发现。可惜仍只知此信息而未能寓目。最近才见到了载于《苏氏族谱》的刘安世撰写的《黄门侍郎苏公墓志铭》。
刘安世（1048——1125）字器之，号读易老人，学者称元城先生，大名（今河北大名）人。登熙宁6年（1073）进士第，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元祐初，光入相，荐为秘书省正字。3年，擢右正言，迁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左谏议大夫。5年，因言事不报，请外，以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6年，召为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出知成德军。章惇用事，忌恶之，黜知南安军，贬少府少监，再贬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元符初，同文馆狱起，徒置梅州，移衡、鼎二州。徽宗即位，起知郓州、真定府。为曾布、蔡京所忌，不使入朝。蔡京既相，七谪至峡州编管。后稍复承议郎，宣和7年卒，年78。著有《元城集》20卷，已佚。南宋淳熙间刻《尽言集》13卷，以后遂为定本，有多种版本传世。马永卿编有《元城先生语录》3卷，载刘安世行实甚详。事迹见《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19、《宋史》卷345《刘安世传》。刘安世与苏辙（1039——1112）同时而略晚，与苏轼兄弟都有交往，比苏辙去世又晚十余年，他为苏辙写墓志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细读其《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下简称《墓志铭》）仍觉得疑点甚多，作者似乎对苏辙生平及其诗文不甚了了，完全不像“最笃惟苏氏兄弟，而公（苏辙）遇予尤厚”者之语。
孔凡礼先生的《苏辙年谱》说得对：“苏辙著述为考察苏辙行实之首要依据。”①“苏辙著述”，尤以苏辙长达近两万字的自传《颍滨遗老传》上下卷②为最重要。王若虚云：“古人或自作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著《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短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③以“托兴”为目的自传来衡量《颍滨遗老传》，确实是“不知体”；但它“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却成了我们“考察苏辙行实之首要依据”。苏辙在贬官循州（龙州）时所著《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略志》记所历，《别志》记所闻，也带有自传性质，他去世前不久所作的《颍滨遗老传》，显然是在《龙川略志》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些段落，连行文也大体一致。《四库全书总目》卷140，此书提要云：“《略志》惟首尾两卷记杂事十馀条，馀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别志》所述多耆旧之馀闻。朱子（熹）生平以程子（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徵，亦可以见矣。”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了它的价值，“信而有徵”就是它的特点。
除苏辙自己的著述外，其他的苏辙资料应以孙汝听的《三苏年表》中的《苏颍滨年表》（现只剩此一种）为最重要。汝听字良臣，眉山人，是三苏父子的同乡；他是绍兴中进士，上距苏辙去世不久；他著有《三苏年表》、《眉州古志》、《梓潼古今记》、《成都古今前后记》、《韩愈文集注》、《柳宗元文集注》，可见他不仅对四川掌故很熟悉，而且能为韩柳文集作注，说明他是很有学问的人。正如缪荃孙《苏颍滨年表跋》所评：“此书记载翔实，究胜于后代所编者”。如果我们以苏辙著述和孙汝听《苏颍滨年表》来核对《墓志铭》的内容，就不难看出《墓志铭》的可信度很差。兹列其显误者如下：
一、《墓志铭》一开头就说：“公既卒，其家人走数百里来讣，予号哭不能止。及往吊，嗣君若迟、若适、若逊，稽颡泣而言曰：‘当先君疾，惟恨不得见先生。’病且革曰：‘不可待矣，知我者刘子，吾墓右之铭，其谁属。’呜呼，予何足以铭公？然予生平好朋友，历仕途，必求立朝之正人君子交，在谏职五六年，下交夫予者固不乏人，其最笃惟苏氏兄弟，而公遇予尤厚。方期与公谈心，为古之朋友，而公竟死。呜呼，予何忍不铭。”初读这段文字，觉得很熟悉。细思，原来与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相似：“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正是刘安世“在谏职五六年”期间，朝廷形成了洛党、蜀党、朔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④。苏轼兄弟与刘安世分属朔、蜀两党，蜀、朔两党的矛盾虽不及洛、蜀两党严重但朔党基本上是助洛攻蜀的。元祐3年5月刘安世有《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奏》，批评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欲令旧不充役贫下之人，出钱以助合役之上户，不量缓急闲剧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议论乖缪，最害役法；也批评苏辙颇主其言，亟为公移，欲颁诸路；批评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汉室之事，以为问目，士大夫皆谓非所宜言。元祐4年，刘安世还有《论陈师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奏》：“臣闻苏轼出守钱塘经由南都，师道以诚告徐守孙览，愿往见轼，而览不许之，乃托疾在告，私出州界，与轼游从，凡累数日，而又同赴留守李承之燕会，不惮众目。及其东下，送之经宿而后归。监司不敢绳，州郡不敢诘，猖狂怠傲，旁若无人，缙绅喧传，颇骇物听。臣窃谓士于知己不无私恩，既效一官，则有法令。师道与轼交结，固不足论，至于擅去官次，陵蔑郡将，则是以私欲而胜公义，厚权势而忽诏条，徇情乱法，莫此为甚。”可见刘安世与二苏兄弟及其门人的关系算不上“最笃”。
二、《墓志铭》云：“苏氏系出赵栾城，唐圣历中迁眉州，代有闻人。”这是完全不了解苏氏族谱者的语言。圣历为武则天年号，为699——700年。苏洵《苏氏族谱》⑤云：“苏氏出自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705），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可见“圣历”当为“神龙”。
三、所谓“代有闻人”，实际情况刚刚相反，苏味道迁眉州后，直至三苏父子以前是代无闻人。苏洵《族谱后录上篇》⑥云：“《谱》之所记，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又《族谱后录下篇》云：“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自高祖泾则已不详。自曾祖釿而后稍可记。”如果是“代有闻人”怎么会高祖以上皆“不可详”，仅曾祖以下：“稍可记”呢？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也说苏氏“三世皆不显”⑦，可见《墓志铭》的作者“刘安世”完全不了解苏味道迁眉后的苏氏家世。
四、《墓志铭》云：“逮老泉公，遂以文章显。生二子，长曰轼，少则公（苏辙）也。”这里的老泉公指苏洵。虽南宋以来，很多人都误以为老泉是苏洵之号，但实际上老泉是苏轼之号，北宋根本没有人称苏洵为老泉。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说：“苏君讳洵字明允。”在《欧阳文忠公集》中还有《荐布衣苏洵状》、《与富郑忠公彦国启》、《与苏编礼启》、《苏主簿挽歌》等，在这些诗文中或直称苏洵，或称其官名（编礼、主簿），但没有称老泉的。曾巩《苏明允哀词》说：“明允姓苏氏，讳洵，眉州眉山人也。”文中多次提及明允，如“明允召试”，“明允所为文集二十卷”，“嗟明允兮邦之良”等等，同样无一处称他为老泉。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说：“治平三年夏，苏府君终于京师，光往吊焉。”全文皆敬称苏洵为府君。苏洵去世时，“朝野之士为诔者百三十有三人”，今所存者尚有韩琦的《苏员外挽词二首》（见《安阳集》卷45）、王珪的《挽霸州文安县主簿苏明允》（见《华阳集》卷5）、刘攽的《挽苏明允二首》（见《彭城集》卷22）、陈襄的《苏明允府君挽词》（见《古灵集》）以及曾公亮、赵槩、王拱辰、张焘、郑獬、苏颂、张商英、姚辟等人的《老苏先生挽词》。这些挽词对苏洵有各式各样的称呼，独无称老泉者。十多年后，张方平作《文安先生墓表》称苏洵为“文安先生”、“眉山处士苏洵”、“苏君”、“老苏”，与欧阳修所称之“老苏”完全一致。
封建社会避讳很严，唐、宋时代避讳尤严。如果苏洵号老泉，苏轼当避老泉讳。但实际上苏轼却不避此讳。突出的例子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官岭南途中所作《六月七日泊金陵，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中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题中的“泉公”即钟山佛慧禅师法泉，诗中“老泉”亦指此人。如果苏洵号老泉，苏轼就决不会以父号直呼钟山法泉。清人王鸣盛说：“《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俗称苏明允为苏老泉，又以其《嘉祐集》为《老泉集》。果尔，东坡岂作此语？”⑧清人阎若璩《潜邱杂记》卷4《老苏篇》，近人马叙伦《读书小记》卷一也曾指出这点。
老泉不但不是苏洵的号，而且有材料证明老泉是苏轼的号。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说：“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叶梦得（1077——1148）比苏轼（1036——1101）只是略晚一些，苏轼去世时，他已二十四岁，他说苏轼“晚又号老泉山人”应是可信的。而且这不是孤证，因为以后各代都有类似的证据。元人王恽《秋涧集》卷94《玉堂嘉话》说：“《上清储祥宫碑》墨迹，后书老泉撰。”此碑是苏轼元祐年间所撰，绝非苏洵所撰，但却“书老泉撰”。明人娄坚《学古续言》卷二三《记苏长公二别号》说：“东坡此书古谈遒劲，……又纸尾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其后焦竑、娄坚、马元调、黄灿也有类似记载，这还能说是孤证吗？与三苏同时而略晚的“刘安世”，怎么可能一反北宋人对苏洵的称谓，称他为老泉呢？
五、《墓志铭》谓苏辙“授商州军事推官，徙大名”。“授商州军事推官”是实，但作者似乎根本不知道苏辙未赴任。苏辙自熙宁初服母丧期满还朝后，被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未赴任而应制科试。他的《御试制科策》对仁宗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批评，指责仁宗怠于政事，有“忧惧之言”，“未有忧惧之诚”；指责仁宗朝赋敛繁重，滥用民财；指责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一连列举历史上六个致乱之君以为戒：“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他的《御试制科策》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司马光认为苏辙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忌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第以三等；范镇不赞成，改为四等；胡宿认为苏辙之策，答非所问，且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不入等。仁宗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结果入第四等。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词。于是改命知制诰沈遘起草制词。苏辙对臣僚如此不能容人直言，深感失望，因此，除命虽下，他却以父亲在京修礼书，兄长出仕凤翔，傍无侍子为由，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留京养亲，当然只是表面理由，这只要读一读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以及苏辙的次韵诗，就不难看出其中奥妙了。苏轼诗第二首写苏辙被命为商州军事推官的原因说：“答策不堪宜落此。”苏辙次韵诗第一首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可见留京侍父只是借口，“避谤”才是他“学龟头缩”，“兼雉尾藏”，深畏有辱于仕宦行列（周行）的真实原因。第二首写道：“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苏辙初至京，曾授河南渑池主薄。渑池在洛水之西，故称西洛。现在又被任命为商州军推官，商州在渭水之南，故称南商，而两地均未到任，故说“虚署”。“自知”二字是说他早就料到朝廷容不得直言，而对句是针对苏轼所说的“商人望汝来”，自作谦词，实际上也是借“远人”之口表明，他的“见弃”并不是因为“非才”，而是因为“妄语”。
六、《墓志铭》谓“熙宁己酉（2年）起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乃出为河南府推官。越二年，迁起居郎、中书舍人”。“出为河南府推官”是实，但作者似乎也不知道苏辙并未赴任，直至熙宁三年（1070）春，张方平知陈州，被张辟为陈州州学教授，他才离京去陈，有苏辙《初到陈州》（卷3）为证：“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矣，深恐误诸生。”至于“越二年，迁起居郎、中书舍人”更是胡说八道，不是“越二年”，而是越十七年（1069——1086），直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他才“擢起居郎、中书舍人”。其间，熙宁3年（1070）至6年（1073）任陈州州学教授；熙宁6年至9年（1076）任齐州掌书记；熙宁9年至元丰2年（1079）任签书南京判官。元丰2年至7年（1079——1084）受苏轼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辙贬监筠州盐酒税。7年9月始为绩溪令。其《将移绩溪令》云：“从看酒垆今五年，恩移岸邑稍西边。”元丰8年（1085）8月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其《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云：“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处校书郎。”苏辙的这些重要经历，《墓志铭》皆未置一词。苏辙《遗老斋记》云：“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应诏者。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苏辙自19岁进士及第至元祐初还朝，超过20年。怎么可能从一个并未到任的河南府推官，“越二年，迁起居郎、中书舍人”呢？
七、《墓志铭》云：“戊辰，代东坡为翰林学士。明年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贺生辰。”这又与苏辙事迹不合。戊辰为元祐3年（1088），时苏辙任户部侍郎。他任吏部侍郎，旋改翰林学士、知制诰，是在元祐4年（1089）6月。出使契丹贺生辰则在同年9月。苏辙《颍滨遗老传》上云：“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在元祐4年4月，苏轼云：“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四年四月十五日轼书。”因此，“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也只能是4年事，不可能是3年（戊辰）事。苏辙“权吏部尚书”，亦在同年（元祐4年）6月24日：“出使契丹贺生辰”为同年9月事，苏辙有《将使契丹，九日对酒怀子瞻》诗：二事皆为“代东坡为翰林学士”的同年事，而非“明年”事。
八、《墓志铭》云：“拜尚书右丞，坐党，罢知绛州，寻召还。逾年，除门下侍郎。”苏辙《颍滨遗老传》下⑨云：“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逾年，迁门下侍郎。”其间并未“坐党，罢知绛州，寻召还”事，不知“刘安世”何所据。纪录苏辙生平最权威的《颍滨遗老传》、孙汝听的《苏颍滨年表》以及记载苏辙行实最详的孔凡礼《苏辙年谱》均未提及此事。
九、《墓志铭》云：“出知汝州。……寻又贬为少府监，分司南京，丁丑改知来州，迁黄门侍郎，逾年坐党，谪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这里不仅文字有错，而且行文颠三倒四。《颍滨遗老传》下云：“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人皆会于朝，再谪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辙出知汝州是在绍圣元年（1094）3月26日；同年6月5日降左朝议大夫、再贬袁州；7月18日分司南京，筠州居住。绍圣4年（1097）3月再贬雷州。可见这次贬谪从未“改知来州”，宋代也没有来州。至于“迁黄门侍郎”，那不是贬官，而是升官，是3年前元祐6年（1091）6月事。“谪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也不是“逾年坐党”，而是苏辙贬筠州“居三年”，即绍圣4年2月25日才“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这位“最笃惟苏氏兄弟，而公（苏辙）遇予尤厚”的“刘安世”，不知何以错乱如此！似乎只能证明作者根本不是刘安世。王綯《题抄本尽言集》，称刘安世文“诹访审订，咸有根据”；费衮《梁溪漫志》卷3也称赞其《过阙谢表》“用事精当，下字工巧”，刘安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颠三倒四的《墓志铭》呢？
十、《墓志铭》云：“移循州，未几，徙永州，又徙岳州。既而复知衡州，旋以大中大夫奉祠。崇宁壬午，蔡京窃玩国柄，擅威福，降秩罢祠，居许州。逾年，复知汝州。甲申力求致仕，从之，封护军，栾城县开国伯，自是杜门不出郡邑。”苏辙“复知衡州”、“复知汝州”，因为《颍滨遗老传》根本没有“复知衡州”、“复知汝州”的影子：“复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犹不悦，徙居永州。皇子生后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我们是信“刘安世”的《墓志铭》呢，还是信苏辙自己的《颍滨遗老传》呢？恐怕是不难作出抉择的。
十一、《墓志铭》云：“卒政和壬辰十月念一日，享年七十有五。”“念一日”即21日，这与《苏颍滨年表》亦矛盾：政和二年壬辰（1112）“十月三日辙卒，年七十四”。中国算年龄有周岁、虚岁的不同，故“七十有五”与“年七十四”并不矛盾，但“十月念一日”与“十月三日”肯定必有一误。
十二、《苏颍滨年表》载，苏辙之妻史氏去世是在苏辙去世后5年：政和七年丁酉（1117）“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而《墓志铭》却说苏辙“娶史氏二娘，生康定庚辰六月初三日，卒大观己丑十月初八日”。“大观己丑”为大观3年（1109），苏辙去世于政和2年（1112），也就是说史氏早苏辙3年去世。苏辙于至和二年（1055）17岁时，娶15岁的史氏为妻，其《寄内》诗云：“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嫜傍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他们夫妇的感情一直很好，苏辙有很多诗咏及史氏，特别是在闲居颍昌期间。如《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云：“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迁居汝南》云：“亟逃颍州籍，来贯汝南户。妻孥不及将，童仆具樽俎。身如孤栖鹊，夜起三绕树”；《索居三首》云：“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黄花旋遣折篱根。老妻也说无生活，独酌油然对子孙”；《九日家酿未熟》云：“平生不喜饮，九日犹一酌。……洗盏对妻孥，肴蔬随厚薄”；《冬至日》云：“官冷无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泼新醅”；《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单父，相过颍川，归乡待阙，作长句赠别》云：“萧萧华发对妻子，往往老泪流衣巾”；《南斋竹三绝》云：“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九日阴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诸子三首》云：“九日不能饮，呦呦觉胃寒。妻孥劝把盏，萸菊正堆”；《北堂》云：“吾庐虽不华，粗有南北堂。通廊开十窗，爽气来四方。风长日气远，六月有余凉。儿女避不居，留此奉爷娘。爷娘发如丝，不耐寒暑伤”等等。如果史氏果然早苏辙三年去世，苏辙这三年的诗中不可能完全不咏及此事，而苏辙晚年的诗文却看不到史氏去世的影子。
十三、《墓志铭》云：“孙男十一人：箴，绍圣经魁，授昌隆邑令。荨、笥、箎、筥、、笞、、第、策、篆。曾孙方兴未艾。”这与苏辙《六孙名字说》大异：“予三子，伯曰迟，仲曰适，叔曰逊。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复一子，于是予始六孙。昔予兄子瞻命其诸孙皆以竹名，故名迟之子长曰简，幼曰策。……适之子长曰籀，幼曰范。……逊之子长曰筠，幼曰筑。”这是苏辙六十五时的情况，他在六十五岁以后当然还会添孙，但《墓志铭》所列苏辙十一孙不应没有苏辙《六孙名字说》所列诸孙。《墓志铭》与《六孙名字说》所载苏辙诸孙一致者，只有苏策一人；《六孙名字说》中的苏简，苏籀，苏范、苏筑，在《墓志铭》中都没有，这只能证明《墓志铭》作者连《栾城集》中的《六孙名字说》也不知道。
十四、《墓志铭》自署作于“政和三年十月”，即苏辙去世的第二年，而南宋人孙汝听的《苏颍滨年表》却比《墓志铭》准确得多。《苏颍滨年表》谓苏辙有孙男九人，“迟二子：简、策”，与《六孙名字说》同；“适三子：籀、范、筑”。据《字说》，苏筑为苏逊之子，但《年表》作苏适之子，并与出土的《苏适墓志铭》一致：“子四人：曰籀，迪功郎；曰筥，早卒；曰范，承务郎；曰筑，未壮。”《字说》可能有传刻之误，当以出土的《苏适墓志铭》为准。《年表》又说：“逊四子：筠、箴、箱、簦。”“刘安世”的《苏公（辙）墓志铭》与孙汝听《苏颍滨年表》一致者也只苏策、苏筥，其他的苏箴、苏荨、苏笥、苏箎、苏、苏笞、苏、苏第、苏篆，凡九人，既不见于苏辙《六孙名字说》，也不见于《苏颍滨年表》，不知这位“刘安世”何所据。
十五、《墓志铭》云：“公著作甚多，有古史五十余卷。”这证明“刘安世”未见过《古史》及其相关记载。绍圣2年2月25日苏辙《古史书后》（《古史》附）云：“凡六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7云：“《古史》六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云：“古史六十卷。”此书北宋就曾刊过，清杨守敬《宋刊元明递修本古史跋》有“北宋本《古史》六十卷”的记载。
十六、《墓志铭》署衔为“政和三年十月之吉，宝文阁待制元城刘安世拜撰”。元祐6年，刘安世确实曾为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知成德军。绍圣初，哲宗亲政后，章惇为相，刘安世已被贬为少府监、新州别驾、英州安置。政和3年刘安世撰《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不当再署元祐6年的官衔。宣和4年8月刘安世撰《刘忠肃集序》，所署衔即为“承议郎、提举南京鸿庆宫、赐紫金鱼袋刘安世序。”（《永乐大典》卷22537）
十七、宋人文集多附录作者相关资料，但《墓志铭》却不见于任何版本的《栾城集》。《栾城集》在宋代就有多种版本，苏辙后人就曾多次刊刻《栾城集》。淳熙己亥（1179）苏辙曾孙苏诩说：“太师文定栾城公集，刊于时者如建安本，颇多缺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览者病之。今以家藏旧本前后并第三集合为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编类者。”⑩这里提到的就有四种本子：建安本、麻沙本、蜀本、家藏本。开禧三年（1207）正月，苏辙四世孙苏森又曾刊刻《栾城集》，其《栾城集跋》云：“先文定公《栾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阳日，以遗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几被召到阙，除郎。因对，孝宗皇帝玉音问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于理。《栾城集》天下无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阳日，以家藏及闽、蜀本三考是正，镂板公帑，字画差太粗，亦可观，容臣进呈’对毕得旨：‘速进来。’翌朝，上诣德寿宫，起居升辇之际，宣谕左右催进。后闻丞相鲁国王公、丞相郑国梁公云：‘上置诸御案上，日阅五板。’森无所肖似，滥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际乙夜之观，实为荣遇。其板以岁久，字画悉皆漫灭，殆不可读，今撙节浮费，乃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实旧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君尝守是邦，遗爱在人，此集之再刊，亦从邦人之请也。开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孙朝奉郎、权知筠州军州事苏森谨书。”（同上）今存各种版本的《栾城集》所附资料不同，但没有任何版本附有所谓“刘安世”的《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宋人的其他著述也未见“刘安世”的《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
十八、据今所知，《墓志铭》首见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076）六卷本《苏氏族谱》，封面有“大清乾隆癸未，长至之吉，图字第八号，太、石两邑十排公修”，意即安微太平、石埭两县的苏氏后裔的十个族人聚居地同修。又见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四十八卷本《苏氏族谱》，文字与乾隆本同，当据乾隆刻本收录。从《墓志铭》的错误百出、我怀疑这篇《墓志铭》不可能是刘安世所作，也不可能是宋人伪托，当为不熟悉苏辙生平及宋代典章的明清人伪托，也不排除就是太平、石埭两县苏氏后裔所伪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注：
① 学苑出版社，2001。
②《栾城后集》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③《滹南遗老集》卷37，四库全书本。
④《宋史纪事本末》卷45《洛蜀党议》，中华书局，1997。
⑤《嘉祐集笺注》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⑥ 同上
⑦《欧阳文忠公集》卷34，四部备要本。
⑧《蛾术篇》卷78。
⑨《栾城后集》卷13。
⑩《栾城集跋语》，明清梦轩本《栾城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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