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朱熹对苏轼的批评

□谢桃坊

一

北宋中期兴起的新儒学派，其创始的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他们皆以得圣人不传之秘自诩，以倡导儒家义理之学为己任。终北宋之世，周敦颐的濂学、二程兄弟的洛学与张载的关学，俱在新儒学内部形成分立的状态。关于儒学道德在新儒学派内并未获得一致的认识，例如二程虽受学于周敦颐，却并不认为他是新儒学派的创始人。程颐为其兄作的《明道先生墓表》以为“先生（程颢）出，倡圣学以示人，辩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程颐宣称其兄程颢乃是新儒学派之创始人。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新儒学之发展。新儒学能在南宋时期成为学术思想之主潮，这与朱熹的努力分不开的，所以他被誉为新儒学之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其含义应指他将濂学与洛学融为一体，重新建立了新儒学道统，发展并丰富了濂洛之学而形成新儒学正宗——程朱之学。^①在此过程中，朱熹除了在新儒学内部与心学的陆九渊兄弟和事功学派的陈亮反复辩论而外，还必须批评南宋初年以来盛行的苏学，以清除其学术影响。

南宋之初统治集团在总结北宋灭亡的沉痛的历史教训时清算了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政治路线，继承了元祐政治。建炎元年（1127）诏“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继诏“元祐石刻党人官职、恩数追复未尽者，令其家自陈”，旋“复元祐+科举士法”（《宋史》卷二四）。建炎三年（1129）赵鼎上疏请求朝廷清除蔡京等新法派之馀党，疏云：

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园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材。至崇宁初，蔡京托绍述之名，尽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犹配享神宗，而京之党未除，时政之缺，莫大于此。（《宋史》卷三六0）

宋高宗接受了赵鼎的建议，立即罢去王安石之配享，采取了种种办法消除新法的遗害，全面恢复元祐政治，而且将此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在这新的背景下，曾被列入元祐党籍的程颐等洛党和苏轼等蜀党均得以平反昭雪，恢复荣誉。洛党与蜀党在南宋已不具备政治集团性质，而以程颐和苏轼的学术思想对当时的学界和文坛发生着重大影响，故程学与苏学同时盛行。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追赠程颐为直龙图阁，这主要是从提倡元祐学术风尚来考虑的，而南宋统治集团并未认识到程学的真正价值，因而以程学为代表的新儒学——“道学”，很快即遭到禁黜。绍兴六年（1136）右司谏程公辅建议朝廷禁黜程学，高宗接受此建议，下诏：“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绍兴十四年（1144）右正言何若再请禁黜“伊川程氏之学”，亦获朝廷允许。此后八十年间，道学遭到严厉禁黜，而以庆元（1195—1200）最为酷烈。在此期间苏学特别受到南宋统治集团赏识。绍兴元年（1131）高宗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宋史》卷三三八）；乾道九年（1173）“特赠苏轼为太师”（《宋史》卷三四）。制词有云：

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不可夺者， 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同而彰，是以论世。

同时孝宗命儒臣郎晔编选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御制序言，誉为“一代文章之宗”，称其文“雄视百代，自成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②这是对元祐之学和北宋古文运动的充分肯定。此风之下，苏学流行。当时陈岩肖感叹说：

今东坡诗文，乃蒙当代累朝神圣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谮言不入，且道流之语，未必可信；解注之士，出于一时之意，而当宁以轼之忠贤而确信之。身后恩宠异常，此诚尧舜之君，乐取诸人以为善，而轼遂被此光荣，不其伟哉？（《庚溪诗话》卷上）

苏学之盛行对于新儒学——程学的发展是极不利的。朱熹是具有深邃的政治与学术考虑的，在其新儒学信念与使命感的驱使之下，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新儒学文献，注释周敦颐的《通书》，编制《伊川先生年谱》，纂辑二程文集的语录，编辑新儒学者事语为《近思录》，重新注释儒家重要经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濂洛之学，为周敦颐和二程立祠，讲述和阐释三先生思想；三是极力反对和攻击官方所提倡的苏学。朱熹是在禁黜道学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其神圣工作的，虽然处境十分艰难，并于庆元党禁间（1200）抱恨辞世，却为建立新儒学道统和为新儒学在南宋后期确立为统治思想奠立了基础。朱熹如果没有彻底否定苏学并造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否则其努力皆无显著的社会效应。因此，朱熹对苏轼的批评在中国儒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现在，我们应怎样来看待这个历史公案，能否作出较公正的评判，而不是简单的“邪正”之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