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蔡爱眉（Amy Chua），女，196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香槟城，其父母属于菲律宾的少数族裔——华裔。童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在印地安纳州西拉法叶市度过，直到8岁时随父母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80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她荣获NATIONAL MERIT SCHOLAR（美国高中生毕业之最高荣誉奖）。1980-1984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期间，蔡爱眉又先后荣摘John Harvard Scholar 和Elizabeth Cary Agassiz Scholar两项奖项，并获学士学位。1987年她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法学博士（JD）。1990年，入纽约州法院就职。之后，蔡爱眉先后在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佛大学、纽约大学做客座教授，并曾造访北京大学。2001年起受聘为著名学府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为该系最年轻的女性法学教授。

译者简历：
刘怀昭，北京大学学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学硕士研究生。资深传媒业者，历任《北京青年报》记者、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纽约《明报》编辑及洛杉矶《星岛日报》采访部主任。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蔡爱眉（Amy Chua）著,刘怀昭译,繁体字版由香港泰德时代出版公司出版,精装本定价：港币120元；简体字版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序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个天青云淡的怡人的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她的家中遭到谋杀，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在任何一个地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的亲人被谋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亲的悲痛是难以名状的；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在这一话题上打破沉默。而在我们家其他成员的感觉中，悲痛之外还有不光彩的成份。对于华人来说，运气乃积德使然，一个走运的人是从来不会遭到谋杀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给一个菲律宾人一样，被谋杀是可耻的事。

　　我和我的三个妹妹都非常喜欢莉安娜姑妈，她是个身材娇小个性古怪的人，终生未嫁。像许多有钱的菲律宾华人一样，她在檀香山、旧金山和芝加哥都开有各种银行账户。她常来美国看我们，她和我父亲二人 — 莉安娜和莱昂 — 的亲近程度只可能见之孪生姐弟之间。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在她的侄女们身上很是大方，随着我们的长大，她给的礼物也越来越贵重。在我过十岁生日时，她送给我十粒小钻石，用卫生纸包着。我姑妈酷爱钻石，一买就十几二十颗地买，然后装在伊利莎白•雅顿（一种美容品品牌 —— 译者）保湿面霜的空瓶子里，有些甚至就放在她的洗手间的架子上。她喜欢积攒东西，我们在麦当劳用餐时，她会把免费的小袋番茄酱塞满她的古奇（一个高档时装品牌 —— 译者）手袋。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五十八岁的独身女子”，是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大约晚上八点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佣中有两人受到讯问并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和给予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在案发数小时之前，目击者看见被告正在磨那把据知用于作案的刀”。杀人后，“被告与两名目击者会面，告诉她们说东家死了。当时他戴着一双沾着血迹的白手套，手中还握着刀，刀上也同样沾有血迹。”但是，警方报告接下来称，逮捕令未及执行阿比克就“失踪了”。两名女佣则予以释放。

　　同时，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密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则会给活着的亲属带来厄运。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与家族的墓穴靠近，但不接触。

　　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冷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为什么他们不为那两名女佣的获释表示愤慨？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 —— 不是美国”。

　　我叔父绝非单纯的麻木不仁。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许多被绑架者 —— 往往是孩子 —— 都被残酷杀害，甚至是在付了赎金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华人的遇害，像我姑妈那样，不属于绑架撕票，而通常是抢劫性质的。杀害我姑妈的凶手未予捉拿归案也同样不足为奇。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是臭名昭著的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到，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数量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尽管只占人口的1%，华裔菲律宾人却掌控着高达60%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该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 。我自己的家族在马尼拉经营一个塑胶工业集团公司。与陈永栽、 施至成或吴奕辉这样的巨头相比，我家只不过是“第三级”华裔富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拥有大片上好的地产和几处度假别墅。此外他们还寄存有装满金条的保险箱，每根金条约有一块士力架（Snickers）棒那么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这么一根：是莱昂纳姑妈在她去世前几年，通过联邦快递寄给我的，作为我从法学院毕业的礼物。

　　自我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总是纠缠着我挥之不去。那年我八岁，住在马尼拉我家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

　　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 —— 有时我想象阿比克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 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跟姑妈莉安娜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当时住在我家的好象有二十个，全部是菲裔）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

　　说这话时一个菲佣刚好走进来。我记得她给我姑妈的哈巴狗端来一碗饭。我姑妈接过碗时仍在不停地说着，就好像那女佣不在眼前似的。菲律宾人嘛，她接着说（是用汉语，但显然不在乎那佣人听得懂听不懂），又懒又笨，别无所求。要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干，他们随时可以请便。说到底，我姑妈说道，他们是雇工，又不是奴隶。

　　在菲律宾的大约八千万菲裔人口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百分之四十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临时收容站，百分之七十的菲裔乡下人自己没有土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卫生设施。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单是穷困的话还好说。穷困本身不会导致人们行凶。最糟糕的情况是穷困加上受辱、绝望和冤屈。

　　在菲律宾，成千上万的菲裔在给华裔打工，但几乎没有华裔为菲裔打工。华裔主导着工商业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全球市场经济强化了这一主导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除了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少数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庭以外，菲律宾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的后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所有脏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揽了。所有农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佣人和游民都是菲裔。在马尼拉，数以千计的菲裔曾经生活在柏雅塔斯垃圾山及其周围：发酵中的废弃物堆积成的这个山丘横亘十二条街，当地人称之为“乐土”。无家可归的人们就靠在腐烂的食物和动物死尸中翻拣搜寻为生。二OOO年七月，积聚的沼气导致垃圾山内爆塌陷，闷死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儿童。

　　当我向一个叔父问及柏雅塔斯的爆炸时，他不高兴地回答说：“提这事干什么？对于外国投资来说这是再糟不过的事”。对此我不以为怪。我的亲戚们的生活完全与当地菲律宾大众隔绝，住在清一色华裔居民的豪华飞地里，街道都以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命名。社区入口处由武装的私家保安把守着。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 — 他有六英尺二英寸高，而我姑妈是四英尺十一英寸 — 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与厌恶，这种感觉强烈到了对我形成慰藉的程度。但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所填写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代之，被当作动机的只有一个词：“报复”。

　　在这个比我们绝大部分人所想象的凶残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妈的被害只是沧海一粟。在美国我们读到大屠杀和种种野蛮事件，起初远在天边，现在离自己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一九九O年代早期的塞族集中营里，女囚反复遭到奸淫，一天好几次，破瓶子往往成为施暴的工具，女儿们往往与母亲一起受辱。至于男囚，若是走运的话，就被高唱着国歌的塞族卫兵活活打死；如果没这么幸运的话，他们会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枪口下，被迫下手阉割其他被囚的难友，有时是用自己的牙咬下来。先后共有数千人惨遭折磨和杀戮。 

　　一九九四年在卢旺达，普通的胡图人在短短三个月间杀了八十万图西人，常常是用大刀砍死。年幼的孩子回家，看到的是他们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横尸地上，身首异处。 

　　一九九八年在雅加达，印尼暴徒叫喊着打、砸、抢了数百家华裔店铺和住所，烧杀抢掠间有两千人丧生。一名幸存者，一个十四岁的华裔女孩子，后来服鼠药自尽。她曾在亲生父母面前惨遭轮奸，并且性器致残。 

　　一九九八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杀爆炸者驾驶着满载爆炸物的轿车冲向了一辆校车，校车内有三十四名犹太小孩，年龄都在六到八岁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类似的事件加剧了，成了家常便饭，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仇恨的一个强大的集体表达。“我们恨你们”，阿拉法特的一名资深官员在二OO二年四月对此表示。“空气仇恨你们，大地仇恨你们，树木仇恨你们，你们呆在这块土地上毫无结果”。 

　　二OO一年九月十一日，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他们摧毁了世贸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西南部，砸死烧死了大约三千人。“美国人，想想吧！为什么你们在世界到处引起仇恨”，一个阿拉伯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

　　除了暴力以外，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运作中的三股最大的力量的关系上——市场、民主和种族仇恨——这三者之间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