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1072—1123），字叔党，晚号斜川居士。他是苏轼的第三子，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苏轼说：“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过子诗似翁”。“作文极峻壮，有家法”。苏辙说苏轼“远居海上无他，成就此儿能文也”。苏过之“能文”在当时颇有声望，人以“小坡”称之。然而父辈名高，往往使人忽略了小坡的价值。加之《斜川集》二十卷经“靖康之难”，至南宋已散佚过半，也影响了人们对小坡的认识和研究。

　　不过，即以今存之《斜川集》而论，苏过实在也是宋代作家中既有文化个性和文学艺术品味，又颇有代表性的作家。

　　就文学艺术而言，他的造诣和成就酷肖苏轼，诗文书画兼长，功力深厚，不乏优秀之作。就文化精神而言，他是古代自由主义文人的一个代表，他秉承父亲的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苏轼更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他以自己的出处行藏和诗文作品，铨释了宋代文化、文人中一种堪称普通的生命哲学和艺术哲学，那是既缘于历代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又独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而广大的风神韵致和使用价值的精神体系——即本文所谓“斜川之志”。斜川之志的基本内涵是自然的心态，自由的精神和独立自足的文化品格。这种内涵融会贯通在《斜川集》中。以下从三方面试加探讨。

　　一、 反思仕途以自疏，是斜川之志的现实成因

　　斜川之志是以疏远仕途功名为前提的。其形成首先与苏轼的经历和思想密切相关。

　　苏轼的人生哲学理念，是儒、道、释兼容而因时消长的。兼容成就了他思想之内省而广大；因时消长，则体现其文化精神之超旷通达而又务实。苏轼接受了儒家积极进取、有益于世、热爱生活的生命精神，但并不拘执于一端，他不鄙视功名富贵，但也不执着于此,所以他比正统的儒家通达旷放。他接受道家哲学尚自然、贵自由、重独立的精神，但并不像庄子那样愤世嫉俗，所以他虽终生仕途坎坷，却并未像他所心仪的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他深谙佛门随缘之理，以此来解释并坦然面对生平中的各种遭遇，但他并不接受佛门悲观厌世、苦行禁欲、虚无空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道教，他对其养生术也感兴趣，但并不取其神仙荒诞之意。总之，苏轼在精深地理解诸家学说的基础上，打通诸家壁垒，博采众长，形成了兼容而有度，杂糅而有体，因时消长而不迷其本真，超旷通达又切实有用的人生哲学。

　　苏过得父亲思想之真传，却舍弃了儒家进取仕途、“兼容天下”、“致君尧舜”之意。他不想继承这种牵累父亲终生的“当世志”。

　　苏轼谪居黄州、惠州、儋州，他都陪伴左右。这时期苏过九岁至三十岁。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期。其间苏轼虽曾入仕翰林、出知州府，为政十载，苏过都侍奉左右，而且苏过也在二十一岁时“恩授右承务郎”，但他并未因此而形成仕宦的热情。相反，却在陪伴父亲的岁月中，和父亲一起对仕途功名深加反省，从而形成疏离心态。究其心路历程，大略可得三条端绪。

　　首先，观仕途而寒心，斜川之志遂生焉。

　　仕宦风波险恶，命运难以自主。这是他由父辈的经历进而审视朝政、反思历史而确认的教训。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及谪居黄州时期，苏过八至十三岁。他对世态炎凉、仕途凶险还不能充分理解，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必定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从而使他对仕途产生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淡漠和疏远。苏轼谪居岭海时期，苏过二十三至三十岁，他与父亲朝夕下伴，对父亲的坎坷遭遇有了既切实、又富于历史感的理解。他从父亲“昔将直道破群纤，出走宁逃此日谗”，“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的遭遇，想到君心多疑忌，小人多谗毁的历史规律。他为此而写了一些借古讽今之作。

　　《萧何论》写汉高祖疑忌萧何，真正的原因是萧何智大功高，高祖认为他“有可疑之势”，就找个借口，把这位开国功臣、治国良相“械系之廷尉”。苏过由此慨叹“功臣之难，自古而然”。《思子台赋》写汉武帝之暴戾、多忌、好杀，许多大臣“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伏波将军庙》写马援被小人谗毁，遭到光武帝疑忌。作者感慨道：“何薏苡之兴谗兮，抱孤忠而不见省……悲将军之声谁咎兮，死青蝇于祖圣……功未录而罪及兮，掩大德于一眚”。《湖阴有隐君子作轩曰独乐……》诗写官场自古凶险难测，李斯官居相位，一旦罹难，被杀时请求“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竟如痴人说梦：“君看轩冕荣，其辱与之俱。”《题岑氏心远亭》开篇即举汉哀帝时大臣郑崇以直谏得罪而死之事。居惠州效屈原骚体，作《松风亭词》，赞屈子之“谅直”、“独醒”，发忧谗畏讥之悲：“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异于囹圄”。

　　从这些历史人物以及父亲的遭遇中，苏过得出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枉寻者见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杰之士，有不能闾阎之穷，慨然有澄清之志，控虎穴，索龙珠，而得全者盖无一二也”。他的这个意思，在当时了解苏轼的正直的人们中是一个共识。后来李方叔（廌）在祭苏轼文中也有“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的感慨。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苏辙生日，苏过作《叔父生日四首》庆贺，其二云：“老人卧箕颍，初非厌簪绂。时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同年十月苏辙病逝于颍昌，苏过在《祭叔父黄门文》中将孔、孟子“志壹郁而莫申”与父、叔“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邮之纷纷”相联系，再次谈到“道大不容于世”的意思。

　　苏轼的遭遇使苏氏形成了淡漠功名、疏远仕途的家风。苏轼在惠州有《与王定国》书云：“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苏过后来在《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文中谈及这种家风：“子孙虽不能仿佛其（苏轼）万一，然清介廉苦之风，亦有类焉……仲兄少不乐仕进，……平居里巷间，士大夫以门阀相高，炫服车马相夸，则吾兄……衣野人服，与方外人士杂居而无辨。此得于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风为多……进不希当世之用，退不谋三径之资。则出处之间，无累于物，岂不超然自得于方寸乎”？这是他为仲兄苏迨赴官所作的送别辞，竟无一求取功名之语，反一味劝其“当念蚤为求田问舍之策”。

　　如果苏轼的遭遇只是个别现象，苏过也许不至于那样厌倦和淡漠仕途。然而君心莫测，朝廷党争纷纭，臣属难安于位，这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恰恰是普遍现象，而宋代尤甚。

　　史学家通常认为天水一朝崇尚文化，广开文人仕进之门，重用文人治国，不杀士大夫，厚禄养士等。但另一方面，宋代又是官吏升黜异常频繁的朝代。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为确保中央集权，加强君主对臣属的控制而强化台谏监察弹劾职能。皇帝为鼓励台谏言事而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不杀言事者；许以风闻 ；台谏独立，台谏官员专职；察谏的范围上至皇帝，下至百官，而实际上以执政大臣（宰相）为首要监察对象。苏轼熙宁二年十二月《上神宗皇帝书》中有一段话颇可说明这些特殊政策及其作用：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前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台谏制度的发达有效地抑制了权臣的专权，也对百官形成了强有力的监察和频繁的弹劾，其功效史有定评，《宋史》卷三百九十《列传》第一百四十九附论云：“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又同书卷四百一十《欧阳守道传》载守道语：“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但其弊病也很明显，一是台谏官员“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加之“许以风闻”，这就难免使正直无辜者蒙冤；二是正直敢言的台谏官员自然树敌过多，难免反遭弹劾；三是台谏“言事”之风盛行加剧了“党争”。而两宋党争不断，官吏之升黜必然频繁。这些都会伤害士大夫的仕进之心。此即苏过所言：“马之羁靮，鹰之鞲绁，寒心久矣”。

　　苏过一生“仕宦之日少”，四十一岁以后才短暂为官，所以他常常自称“物外闲人”，“江湖人”。这正符合他的夙志：“余幼好奇服，簪组鸿毛轻”；“壮心已灰稿，簪组鸿毛轻”；“早岁厌华屋，曲肱慕饮水”；“此心久已息纷驰”；“平生冠冕非吾意”。“高情寓箕颍，绝意登麒麟。”

　　其次，慕自由而厌羁累，斜川之志遂坚焉。

　　苏过对庄子以仕为“羁”、陶渊明视仕途为樊笼的仕途不自由观深以为然，在诗文中频繁发挥此意。其实他在四十一岁出监太原税之前并未入过“樊笼”。那时他的一些“樊笼”之论只是祖述传统人语而已。崇宁初在郏县居父丧期间，他曾有“儒冠半世已误身”之叹。此时他刚过而立之年，故云“半世”。所谓“误身”，一般是指因入仕途而丧失了自由。政和年间闲居颍昌，有《赠诗僧从信》云：“高情谢樊笼”。此借陶渊明以“樊笼”喻仕途之意，赞扬诗僧从信不入仕途是“高情”。

　　苏过虽以仕途为羁，但做不做官却由不得他。三十岁以前，他一心陪伴父亲，无论就主观意趣还是客观形势而言，仕宦之事都还没有迫近他。他对仕途的态度可以比较单一，可以别无选择地倡“高情”而嘲“樊笼”。父亲去世后，由于朝廷迫害“元祐党人”，苏过仍然别无选择，只好陪叔父苏辙闲居颍昌。然而一家人的生计终究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谁怜荜门士，破壁穿飞屑。捉襟肘常见，纳履指屡决。夜长不可度，薪湿何由爇。饥吟数更鼓，坐叹生理拙”。所以，当朝廷解除党禁，给他一个小小差事时，他为了养家，就只好接受了。

　　政和二年六月至政和四年冬，苏过出任太原府监税。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从政，他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人在仕途的不自由滋味。初入仕途，他的体会是：“我生江海上，性与鱼鸟逸。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漂零如逆旅”。他盼望这种违心的仕宦生涯早日结束：“何时脱缰索，着我林泉帽”“安得浪漫游，时解冠带缚”“身作三年客，愁随万点鸦。家书空系雁，灯信未沾花。万里寻归计，柴桑似有涯”。《和赵承之竹隐轩诗》极言厌官思隐之意：“莫将不赀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径足，何时赋归田？陶令甑无栗，阮公不言钱”。然而迫于生计，他又不能弃官归去：“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三径未及归，高卧子不如”。同僚诗友任况之将“返旧庐”，他徒自羡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见驱。一坠世网中，局促辕下驹”这种违心又无奈的小吏生涯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出。谓当哭途穷，何当折腰膂……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组。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后来苏过回忆这一段生涯，仍有“簪裳如缧囚，我生三年系。一落 网中，遂负山林志……凄凄百僚末，举首触嗔忌。早知折腰恶，谁敢朱云吏”之叹。

　　他受这种“系累”不止三年。罢太原监税不到一年，他又奉敕命知郾城县，在任四年多，他觉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样被驱使：“我方处世如铅舂，自知冠冕久不工”。当他五十二岁第三次出仕中山府时，他所厌倦的小吏生涯突然以“暴疾卒于行道中”而结束了。

　　再次，依文化而守志，斜川之志遂充实焉。

　　苏过认为仕途功名是身外之事，只有文化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士人生命的意义在于文化，文化修养越深厚广博，士人的价值越丰盈长久。文化是斜川之志的终极关怀。他并不认为仕途与文化不能相容，但就他个人的趣尚而言，他无疑是毕生都重文化而轻仕宦的。他曾作《夷门蔡氏藏书目叙》，这是一篇文化颂。夷门（开封）蔡致君“隐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闭门读书，不交当世之公卿”，令苏过“矍然异之”，视为“类有道者也。”其家数代“不事科举，不乐仕进，独喜收古今之书……今二万卷矣。”“不德不耀，常畏人知，弃冠冕而遗世故久矣。”这正是苏过所心仪的人生佳境，因而他“造其门，见其子，从容请交焉。”又“负笈而请观焉。”在《叙》中，他历数古代文化隐者而由衷赞叹道：“呜呼，读其书，论其事，想见其人，凛然于千载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训百世之后”。

　　在《河东提刑崔公行状》中，他提出“夫重于内者必轻于外”的命题。在他的观念中，“内”即文化、道义；“外”指仕途功名。身外之事无可无不可，内在文化修养须臾不可无。他自幼在父亲教导下读书，苏轼常常夸奖他的读书精神；“小儿强好古，侍史笑流汗”。

　　岭海七载，苏轼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和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苏轼在海南“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苏过在儋作《志隐》，深得苏轼嘉赏。四十五岁又作《〈志隐〉跋》，言《志隐》乃“效昔人《解嘲》、《宾戏》”之作。“昔人”指杨雄、班固。可见苏氏父子所效之人，皆以文化自守，以著述为业者。

　　岭海时期，年轻的苏过读书不辍。苏轼《与徐得之》云：“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又《和陶渊明园田居诗》引曰：“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诗》六首，乃悉次其韵”。读、和陶诗，是苏轼父子谪居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又《与程秀才》书云：“儿子到此（儋），钞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钞。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过《借书》诗亦记此时事：“借书如借田，主以岁月计。常恐遗地力，敢有不敛穧？便便五经腹，三冬良可继。倘有愧寸阴，得无讥没世”。借读而整部钞写，可见其勤奋。观其笔记《书田布传后》、《书周亚夫传后》、《萧何论》、《记交趾进异兽状》、《书二李传后》、《读楚语》、《书张骞传后》、《东交门箴》等文，更知其读书之精深。谪处蛮荒之地而勤学如是，乃知文化何以钟于苏门矣。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苏过读《南史》，东坡卧而听之，因论粪土因人而贵贱之理。此亦当为居儋之事。苏轼《与元老侄孙》书云：“海外亦粗为书籍，六郎不废学”。又据《苏过墓志铭》载，苏轼命过作《孔子弟子别传》，可知苏轼谪居教子之一斑。

　　苏过居颍州《送仲南兄赴水南仓》云：“丈夫升沉何足道，竭身养志真奇特。闭门却求文史乐，劲气岂为穷居屈……秋风潩水各相送，未觉轩裳胜蓬荜”。这正是宋代眉山苏氏之家风：重内轻外，爱文化甚于爱官职。

　　苏门著述传世，苏家几代人之生命价值皆因斯文而不朽。

　　二、学陶以自适，是斜川之志的实用内涵

　　陶渊明其人其诗是中国中古以后失意文人参悟人生、超脱世事、消解忧愤、安顿心灵、咏唱自由的一种精典范式。尤其在宋代文人中，学陶是一种普通的文化现象。而苏氏父子之学陶，又堪称代表。

　　苏轼在黄州得友人送江州东林寺藏本《陶渊明诗集》，如获至宝，“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元丰五年（1082）春，苏轼在其东坡雪堂眺望四围山水，吟咏陶渊明《斜川诗》，遂生“此亦斜川”之感慨，因作《江城子》词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他觉得自己仿佛在重复陶渊明当年的人生。这时苏过十一岁，还不会以诗词与父亲唱和，但父亲对人生的感慨，对陶渊明的会心，对自然和自由的激赏和神往，却深深地印在他年少的心灵里，这从他日后的行止和诗文中即可看出。

　　绍圣元年（1094），二十三岁的苏过随苏轼谪居岭、海。绍圣三年正月五日，苏过陪父亲出游。父子各和陶渊明《游斜川》诗。惠州虽无斜川，但苏家父子却不乏陶令情怀。苏轼诗云：“谪居淡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否？”。此时的苏过，不仅深深地理解了父亲，而且深深地理解了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真精神。他和父亲都不是逢场作戏、游戏文字，而是在发皇心曲，诉志言道。

　　苏轼居儋时，有书寄苏辙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过伴父读陶、和陶、学陶，从而对陶渊明委运乘化，不喜不惧，轻轩冕而重志节，遗世俗而任性情，就自然以求自由的精神深有会心。《斜川集》中随处可见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影响。以下略加检点。

　　苏过四十一岁以前，由于无官可做，且伴父、叔闲居，所以学陶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有条件与父辈一起仔细地体会陶氏的自然哲学，并效其诗以写之。

　　陈寅恪称陶渊明是“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其“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其“要旨在委运乘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界为一体”。

　　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出自老、庄而被陶化，其要义是人在自然中可以去伪求真，和谐安宁，自由自在。苏轼屡经宦海浮沉而走近自然，对陶氏自然界之意固不难会心。苏过则既学陶又学父亲，“陶学”即“家学”，从父即从师，触处人物皆自然，因而悟陶也非难事。

　　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的首要用意就是去伪求真，不违心逆志，不伪饰矫情。他因不堪于官场之“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而弃官归隐，以养其“真想”“真意”，以求“含真”、“任真”。苏过显然理解了陶氏去伪求真之意。他在惠州《赠王子直》诗中说：“男儿重志气，勿使变穷达。宁甘一瓢乐，耻为五斗折”。将孔颜乐处与渊明情怀融化为一，以伪饰为耻，以葆真守志为贵。在颍昌《和叔父移居东斋》云：“结庐箕颍间，绝意为霖雨……陶潜采菊时，尚复有真趣”。借陶以赞叔父，咏陶亦咏苏，是知陶之“真意”也。

　　在真实的自然中，人会活得自自然然，和谐安宁，无忧无虑。苏过居惠诗云：“野人劝我凿地炉，才能容膝便有余”。又诗云：“露菊撷朝寒，未觉江湖远”。又诗云：“世间孰真乐？心境遇相适。华屋与茅茨，何足系欣戚……真一拨新酿，九华袭前哲”。此皆本自陶渊明诗意，即陈寅恪所谓“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固居处不论大小，皆可安之而忘忧。

　　苏过《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其诗中最具渊明风神韵致之作：“春阴翳薄日，磻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复何求”。此诗得意处，也可以说“不甚愧渊明”了。

　　真实无伪，和谐无忧的自然人生最令人感到自由自在。苏过多借陶诗意趣咏叹这种惬意。过诗云：“柴门任轩吼，晓梦方清美”。苏轼去世后，苏过闲居郏、颍有诗云：“浮沉闾里间，与世真无求”。又《和叔宽田园六首》其六较集中地抒写了闲居之乐：

　　十年资章甫，人弃我亦闲。得从长沮游，时把严陵竿。本非厌作吏，未忍违故山。朝来行西畴，果腹唯三餐。信哉负郭美，五半何足干？长为田舍翁，所乐非所叹。

　　自由自在的快乐，使他陶醉：“吾庐不知暑，心闲自清凉。醉乡岂难入？不假陶令觞”。陶令因“心远”而不闻“车马喧”；小坡因“心闲”竟连暑热也“不知”了。陶令之醉尚须饮酒；小坡之“醉乡”连酒亦不必饮。

　　不过自由从来就不是无代价的，放弃仕与禄便是最基本的代价。而无仕无禄，则须忍受贫困。这是自古隐逸者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仕禄而求自由，而苏过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当朝廷对元祐党人的迫害稍有缓和，他有了出仕的希望时，他之学陶便由前半生别无选择的轻松变成了两难选择的沉重。

　　其实许多年来，他早已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问题的迫切，因而学陶的同时常常流露出生计艰难的感慨：

　　谁令三径荒？投老食屡艰。……不求桑榆暖，乃慕桦桂寒。

　　学稼虽可贱，乐志良独难。当观五鼎食，不异瓢与箪。

　　——《和叔宽赠李方叔》

　　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五载卧箕颍，分甘一廛氓。

　　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

　　——《送伯达兄赴嘉禾》

　　苏过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三度出仕，实则两次为官共七载。而不论在官还是居家，都不曾改变厌仕而慕陶的情怀。这是颇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现象：厌仕而不弃，学陶而不隐。既要吃饮，又要安顿心灵。宋人学陶主要是学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脱平淡的处世情怀，任真率性的生活态度，“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这或许与宋人儒、道、释兼融的文化态度有关。佛教哲学中的“随缘”思想深为宋人接受，而陶渊明却是“外儒而内道”，“不归命释迦也”。

　　苏过以“随缘”之心为官，以解家人口腹之急，正所谓“一廛未有归耕处，五斗聊为束带人”。他为此不免“隐忧浩无边”，但他更多是借渊明以消遣烦忧：“地偏心远人知少，酒熟诗成我自欢。诗诵髯刘枯槁句，秕糠万事百忧宽”。而且他尤其要以渊明之隐为自己身心之归宿：“世间轩冕如嚼蜡，自觉山川天下贵……萧然筑室在人境，身与此心俱欲止。倦飞偶学陶彭泽，示疾还同老居士”。此期间他有许多诗篇言及此意。

　　陶渊明自传：“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有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酣觞赋诗，以乐其志”。

　　这正是苏过神往的人生境界。“斜川终拟学渊明”。陶渊明五十岁作《游斜川》诗，苏过便特地选择了自己五十岁这一年，卜居城西，“营水竹可赏者数亩，则名之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今《斜川集》卷六有《小斜川并引》。

　　引曰：予近卜筑城西鸭陂之南，依层城，绕流水，结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读渊明诗：辛丑岁正月五日，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各赋诗。渊明诗云“开岁倏五十”。今岁适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盖渊明与予同生于壬子岁也，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叹其事，取其诗和之……

　　诗曰：我老不自爱，几时真罢休？浮沉闾里间，漫效马少游。年来五十化，逝水无停留。胸中粗已了，浩荡欲没鸥。渊明我同生，共尽当一丘。试筑小斜川，佳名偶相俦。亦复辛丑岁，与公更唱酬。当时二三友，得如我友否？赋诗俱不传，疑有湛辈忧。聊将桃李句，琼瑰副吾求。

　　慕渊明隐逸之事，效渊明自由情怀，此即“斜川居士”之意。惜天不假其以寿，斜川居士五十二岁辞别人世，终未能如陶渊明那样隐居以享天年。

　　三、对传统文化博采兼容，偏取自由，是斜川之志的价值取向

　　仕与隐是一般文人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但苏过在大半生的岁月里并没有选择仕途的机会。这使他似乎顺理成章地学陶、学庄、学佛、学一切自由隐逸的生存范式。他因此而对前代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情有独钟，不论学派门户，凡自由思想皆兼收并蓄，表现出既宽容又明确的文化选择倾向。虽然他在最后十年中曾七载为吏，但他的自由主义人生倾向早已形成。斜川之志就是这样的文化选择的产物。虽然斜川居士之名因陶而得，但斜川之志的文化内涵却不止于陶。以下择要言之。

　　1、了悟无常的人生虚幻感和乐生观

　　苏过诗文中屡见一种融合庄、释、师承苏轼的人生虚幻之感。人生因无常而显得虚幻，这是苏轼终生咏叹的生命主题，也是传统文人乃至人类普遍咏叹的生命主题。苏过出入于庄、释，对人生短促、人生如梦、人生如寄、人生无常的感叹一如乃翁：“人生露电非虚语”。“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贵贫贱隙白驹”。“百年过隙尔，朝不及谋夕”“劳生养此梦幻躯”。“嗟我晚闻道……萧然百忧释，梦觉两于于”。“世间出世何由并，一笑荣枯等幻尘”。这种种人生虚幻之感，归根到底乃缘于人类对自身生存之无常性难以把握而产生的困惑。所谓生存之无常，比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富贵贫贱、荣辱穷达、祸福得失等等，都具有难以凭个体意志控制的无常性，或曰偶然性。这些无常和偶然本来也是实实在在的，但由于它们破坏了人类对恒常和必然的信心，所以便引发人们对变幻莫测的生存产生无常之感、虚幻之感。越是智慧者，越易于有此敏感。

　　既如此看待人生，那么个体生命在这如电如梦的行程中当如何自处呢？苏过曰：“人生行乐耳”。趋乐避苦是人之常情，不过苏过所说的“行乐”，却不是一般的世俗之乐，而是“物外闲人”的精神自愉。它或如庄子式的“至乐”：“破铛折脚自烹煮，中有至乐人所无”，或如孔、颜乐处：“早岁厌华屋，曲肱慕饮水”。“吾闻颜氏子，箪瓢欢有余。不知外慕乐，服膺在诗书”。“宁甘一瓢乐，耻为五斗折”。“箪瓢有余乐，菽水未为篓”。“瓢饮来同陋巷颜”。“故将箪瓢心，聊作梁肉砭……胡为不欢乐？何事贫忧诌？”。此皆取《论语·颜渊》意，写安贫乐道之心。或如孔、曾“浴沂”之乐：“敢师浴乎沂”。“今已与世疏，雅志追沂浴”。

　　庄子式的至乐以无为为前提，以精神自由为标的；孔颜之乐以乐道为旨归；孔曾之乐以自由为志愿。这都是精神贵族的高雅之乐。然而人类并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而生存，那么，精神贵族怎样处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才能在困窘的生活中保证精神之高贵和快乐呢？

　　2、齐同物我、心游物外、随缘自适的平淡情怀

　　有限与无限，生与死，仕与隐，富贵与贫贱，苦与乐，祸与福，是与非等等本来都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但在庄、释哲学中，它们却变成虚幻飘渺、可以超越的心外之事物了。庄子用相对主义，释家则以虚无主义来否定它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差异，引导人们漠视一切心外之物，齐同物我，解除对长寿、名利、俗生享乐的迷恋，从而使主体精神进入一种超脱俗生世事、物我两忘、自然而然、随缘自适的快乐境界。苏轼“黄州、惠州、儋州”的谪居之作中就充分地演绎了这种达观万物，超脱世事的适性逍遥精神。

　　苏过自幼受父亲教导，熟稔庄、释哲学，他的诗文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精神。绍圣二年他在惠州作《飓风赋》，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隐》，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他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地炉歌寄伯仲》：“我家环堵真癯儒，晏鹏无羡安枋榆”。《和大人游罗浮山》云：“世间出世无两得，……不涉忧患那长生？……人生露电非虚语，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

　　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这是闲居度日的感慨。“我老不自爱，几时真罢休”。这是为小吏的烦恼。如何解除这些如影随形的生之烦恼而实现主体心灵的自适和至乐呢？

　　他熟练地掌握了庄子“齐物”、相对的思维方式，对荣辱穷达富贵贫贱生死祸福等一切生之系累有了精神解脱之道：“扰扰大块中，钜细同倚伏。达人齐万物，愚士蔽一曲”。“风花瞥眼同一霎，欲追此欢将奈若。人间何往不自适，陵生且复为陵舄”。

　　他又在佛教哲学中找到了同样能安顿灵台的法门。他自幼随父亲染佛教。在郏县居丧，他结束了多年侍亲的劳顿，得以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北山杂诗十首》最能代表他在此时的心态：“不如观此心，安用徒劳苦。湛然返灵源，当求无所住”。又《与王子敏别十年……》：“隐几不堪居士病，在家空学小乘禅”。闲居颍昌十年，他常常和叔父、朋友谈禅。《次韵叔父上巳二首》其一：“掩关颇得禅家味”。《和叔父移居东斋》：“公今观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缘，固已遗能所”。他虽然并未遁迹沙门，但却自信已经通晓佛理：“我观浮屠法，成佛须我曹”。

　　然而他毕竟无心皈佛，他像父亲一样，实在是个杂家。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始终以儒学为本位。他是个自由主义的杂家。《和母仲山雨后》其四可见其融庄、释、陶于一炉：

　　能琴何必弦？但晓琴中趣。学道何所得？知迷即真悟。

　　尝观指非月，要似足忘履。归吾无所归，兹焉定归处。

　　他还把道教神仙之说纳入了自己自由主义大拼盘。居颍所作《叔父生日》四首，《次韵叔父黄门己丑岁除二首》等篇什，即杂糅道家、释家、道教神仙、隐逸君子之作。

　　3、厌仕忘忧、思慕隐逸的自由愿望

　　不论观念构成多么庞杂，其实斜川之志的要义终不离两端：身求隐逸；心求自由。因此，他所思慕的前代生存范式都是自由人。学陶已如前述，其它主要如下：

　　学庄子。《寄题任况之樗翁轩诗》：“不如樗与栎，生理默自遂……我愿处不材，一官隐关市……弹冠聊尔尔，颇似漆园吏”。《不睡》：“鸡鸣事务纷如织，曷此顷刻聊坐忘”。他深深地仰慕庄子以及陶渊明、苏轼这样的“达人”。他认为自己“性不事轩冕”，因而最合适的榜样便是“达人”：“达人贵乘流”，“达人齐万物，轩冕等块苏”。他为自己晚年出任小吏而烦恼，也要借达人来宽慰自己：“达人无畛畦，从仕聊尔耳……嗟余南亩人，投老坐关市……安能久俯首，自困刀笔吏”。

　　斜川居士虽非隐士，但他心中自有一方隐逸者的乐园。巢、由、夷齐、沮、溺等上古隐君子都是他精神乐园中备受思慕的前贤。

　　侍父居惠，他觉得自己和父亲已经走近前代隐贤了：“曳杖叩其门，恐是沮溺俦”。《松风亭词》：“余师首阳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犹馨”。

　　闲居颍昌，那里恰好是中国隐逸文化的发源地，箕山颍水常常引发他的隐逸之思：“高情寓箕颍，绝意登麒麟”“采薇聊卒岁，雅志在箕颍”。“箕山咫尺行当隐，巢许高踪蹑二公”。“高踪蹑箕颍，援手谢禼稷”。“幅巾从此追巢许”。“退藏欲遂箕山志，谈笑归来颍水滨”。“箕山宛山目，颍水清带郭。何年定卜居，伴我采薇霍”。“颍滨遗老非虚语，万古巢由不独贤”。

　　范蠡功成身退，以隐逸而遁世。苏过对他的功业不感兴趣，但却仰慕其扁舟五湖的自由和潇洒。还有张良之明哲保身，及时引退，都是他所赞同的。他陪父亲贬惠途经虔州郁孤台（今江西赣县西南），登临而怀古伤今，“丘壑从兹逝，轩裳岂足留。终当思范蠡，归泛五湖舟”。居惠作《松风亭词》云：“慕子房之明哲兮，学辟谷以引龄。”不过这些话总有些因为父亲遭遇而发的意味。若就他自己的性情而言，他更愿效法马少游的平淡人生：“更慕少游下泽车，不妨闾里自沉浮”。马少游是苏过终生认同的精神朋友。苏过二十三岁即有“泽国风烟恶，平居念少游”之意。中年居颍又云：“平生少游真吾师，自欲浮沉老闾里”。

　　苏过在诗文中称道过的隐君子不止于此，兹不一一列举。

　　苏过心目中的自由生存范式不限于隐士，儒家人物的自由意志他同样乐于接受。上文已言及他对孔、颜乐处、孔、曾“浴沂”之志的受容。此外，他对孔、孟一派重道守志、浮云富贵的独立人格精神也屡屡表示倾慕，兹不详举。

　　自由主义风气颇浓的魏晋风度也受到苏过的倾慕。《题阳关图后》可见一斑：

　　山林之人能忘富贵易，轩冕之士能处枯槁难。谢安雅志东山，故于富贵如脱履；山王未能忘轩冕，不敢数于嵇阮间。大抵能脱略世故，不戚戚于贫贱者，必英伟奇特人也……

　　小 结

　　斜川居士虽如东坡居士融化儒、道、释诸家之生命哲学，然亦有所不同。苏轼自幼即有“范滂”之志，自入仕途后，一直心存一分“达则兼济天下”的热忱，他因而首先是一位儒者，而且最终仍是儒中之达者。只是在仕途坎坷穷困之际，他才援道释入儒，以自由主义进行精神自救。而苏过则纯然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斜川之志就是自由之志。他根本就看透了“兼善天下”的理想是无法自主实现的。从父辈的经历中，他得到的主要是对济世理想的否定，并因此而由衷地向往布衣文士自由独立的生存境界，在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富有无法相容时，他宁愿选择后者；在功名利禄与自由独立无法相容的情况下，他宁愿选择后者。苏轼疏离仕途，学陶以自愉，援道释以自救是出于不得已，而这一切对苏过而言，则自觉自愿的意味就比苏轼多得多。苏过的一生是平淡的，远不及他父亲一生之波澜起伏，动人心魄。但他的平淡正可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平淡中蕴藏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传统，显示着宋代文人普遍钟爱的渊博、达观、宽容、淡泊的情怀。（张海鸥）